邻避运动时代与环保NGO的"承接者"角色
2013-06-18 09:12:25  来源:公益时报   作者:王会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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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家附近有污染源吗?”这句话成了越来越多城市人交流的话题。

  “邻避运动”这个说起来有些拗口的词,这两年越来越多地被媒体提及。“邻避”来自英文Not in My Backyard首字母缩写的音译,也可以代入具体事件来解释,过去一年相继出现的什邡钼铜项目事件,厦门、大连、宁波、昆明PX事件,南通抗议纸企排污,北京居民反对京沈高铁线路规划等等,归根结底,都是附近居民要“保护自己的后院”。

  类似事件的频发,似乎预示着邻避运动时代在中国的到来。自然大学发起人冯永峰认为,邻避运动以前也存在,但“兴盛期”确实刚刚到来。知识的普及,公民意识的提升,社会公众与财富往来的经验到达一定程度,加上电子产品的普及和网络的发展,这都给邻避运动提供了极好的外部环境。而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经超出了公众忍耐的限度,并且缺少能让公众信任的公开透明的决策机制。

  认识邻避运动

  研究环境政治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冉冉,分析了邻避运动本义中的四个特点:居民反对附近某一建设工程的集体行动,理由不仅限于对环境的考量;即便以环境为议题,其本身目的可能并非为了环境;通常是地方性、社区化、短期的,但示范效应明显;在英语语境中有贬义,会与自私、非理性情绪联结起来,更多保护自己后院利益,而不是整个社会公共利益。

  可以看到,邻避运动原本所包含的内容更为广泛,比如小区居民出于影响地产升值的考量,反对小区旁边建造公墓,这也是其中一个类型。但目前在国内来说,邻避运动的含义似乎更单纯地聚焦在环保领域。

  5月份,自然大学邀请环保、公益、法律领域多位专家学者,召开的一场邻避运动案例研讨会上提到的20起事件,被分为四个类型:事先预防型,以邻避运动方式阻止项目上马,防止本地区可能发生的环境危害;事后追究型,当环境危害已经发生后,受害者以司法诉讼街头运动等方式寻求正义公平的处理,及相应赔偿;生态保护型,主动建设和保护生态环境。

  社区化联合自治的萌发

  2009年底开始,北京市规划兴建的阿苏卫、东部高安屯、西部六里屯、南部南宫4个大型垃圾焚烧发电厂,先后遭到周边社区居民和民间组织抗议反对,北京市政府都不同程度上做出了响应,目前只有高安屯的项目投入运行。

  为什么这些人会出来反对?为什么是这样一个话题产生邻避运动?华南师范大学副教授唐昊认为,邻避运动当中可以看到社区化生存方式,带来了环境保护的一种新方式,即公民群体中的自主联合。

  唐昊说,城市居民群体在过去三十年时间之中发生重大的变化。个体来讲受教育程度提高,控制的社会资源更加丰富,自己作为公民个人力量不断增强,同时,从原来的单位化生存,现在变成社区化生存。单位体制下,单位成为大家长,你的工作和生活分不开,这是一种便于控制的体制。但是过去三十年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私营经济比重占到一半以上。居民从单位式生存体制过渡为一种新的社区化生存。在一个社区之中大家彼此是平等的,最容易产生的组织方式是自治。

  当你所居住社区本身受到威胁的时候,你要想出来维护社区的利益,也只能采用公民社会组织方式,平等协商,共同行动,每个人都积极参与的一种方式,才最有可能取得效果。

  更广义上来看,唐昊认为,邻避运动虽然会产生具体项目上转移到其他地方的效果,但会产生民主激励的效应,“这样做会使你的孩子免受污染之苦,大家就都会采取相应的方式。另一方面,民主激励意味着如果某个地方民主意识不强,策略选择不够得当,可能遭受污染的危害更大。邻避运动最佳的效果就是整个中国都成为我们的后院,这种状况之下,企业只能产业升级换代,而不用损害当地居民利益的方式发展经济。”

  为何环保组织缺席

  在大家关注度最高的几个事件中,目前还没有看到环保组织的身影。当然,不能因此说环保组织没有参与邻避运动,但比较主动介入的确实不多。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冉冉认为,可能是出于制度障碍和能力不足等原因。

  一方面环保组织出于自身保护需要,尽量在议题上去政治化;另一方面运作方式越来越项目化、逐利化,大量的资金可能更多投入到环保教育上,所以更多精力放在环保教育,而不是邻避运动上。

  并且,环保组织并不都像大家所认为的那样,是草根组织。有些组织自身构成的精英化,可能导致其与邻避运动实际参与者不能进行有效沟通。环保组织当中存在理想主义价值观,或者完全的生态主义观点,认为自己保护的是整体的生态环境,对于为争取眼前利益而进行的邻避运动,可能某种程度上表现出旁观甚至不解的态度。这里也涉及到环保组织和邻避运动的区别,环境组织更多是为环境本身,邻避运动可能是出于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需求,首要目标是维护自身利益,是维权。两者有时存在一定的差异。

  然而邻避运动中的集体状态并不容易构建理性,可能出现失控。唐昊认为,集体需要通过常态的组织化方式来构建理性。公民代理人、NGO的存在,会使其更加专业、理性地分析问题,这个时候集体理性才能够出现。“我们始终徘徊在个人理性和集体非理性的秩序循环之间,因为公民组织的不发达,这种深扎于深层的集体理性很难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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