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称中国企业家不容易:精神上好像低人一等
2014-09-22 13:20:25  来源:慈传媒《中国慈善家》9月刊   作者:撰文:宋厚亮 摄影:尚文

\

  谈传统慈善家:主要是地主和商人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近年,你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恢弘的《易中天中华史》的写作中,在研究与写作中,除了重点关注王侯将相和士大夫文人,是否关注到慈善或慈善家?

  易中天:没有,因为我不可能那么全面地、方方面面都注意到。我写《中华史》更多的还是写制度、理念、核心价值观,这是最最重要的。牵涉到慈善这个问题,我会谈到;牵涉不到,不会谈。慈善这一块将来谈不谈到,不好说,因为《中华史》现在只完成了四分之一。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如此写下去,到明清两朝商业繁荣,或许就要谈到。

  易中天:明清可能会谈到,不是很肯定,因为我不是在写商业史。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尽管没写到慈善,但有一个重要人物涉及慈善,就是孔子的弟子子贡,他经商,据说资助孔子到处布道,有这事儿吗?

  易中天:对,有这么个说法,学术界有这个说法。子贡赞助了孔子。严格的说,这不是慈善,如果慈善的范围很宽泛的话,就是,算公益范畴,非营利行为。孔子倒是自己做慈善的。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孔子做慈善的提法很新,不知有哪些具体内容?

  易中天:孔夫子资助学生。一方面子贡资助孔子,另一方面孔子资助学生。因为孔夫子做过大夫,退下来后是有退休金的,会拿出一部分给学生。有一个很穷很穷的学生,孔子一直资助他,最后让这个学生当了管家。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孔子的一个学生叫公西华,做了外交官。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叫冉有,当时是孔子的管家。冉有就向孔子申请资助公西华的母亲。公西华很有派头,坐着“豪车”,一身“名牌”,哪里还需要资助?没有道理的。不过冉有有冉有的道理,他说,公西华的衣装啊、车啊、马啊都是公款,是国家出的钱,因为公西华是一国之大使,但这些不是给家里人用的。冉有还是拨了一笔款给公西华的母亲。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除了孔子及弟子之外,还有一个慈善家值得关注。《史记》记载,陶朱公范蠡“十九年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可以说范蠡是最早的知名慈善家。他对后世商人影响如何?

  易中天:细节已经不清楚了,还不如孔子这个有意思。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许多官员也都做慈善。例如宋朝的范仲淹,在苏州捐赠千亩良田设立范氏义庄,教养宗族的贫穷人,延续千年。怎么看官员的慈善?

  易中天:因为宋朝的俸禄比较高。如果是清朝官员资助他人就可疑,钱的来历搞不清楚,明清两代是低薪制。很多人做官是家里另有家产,所以严格地说他们不是以官员身份做慈善。还有一种情况,在东汉末年、魏晋南北朝时,高官都是世族,世家大族出身,自己有钱,不靠俸禄。现在也不能讲官员做慈善,官员做慈善的钱,要么是公款,要么是赃款。我不提倡官员以官员身份做慈善。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士绅阶层应是做慈善的主体吧?

  易中天:我们传统社会做慈善的人主要是地主和商人,或者就是你所说的士绅。我很清楚,因为我家就是这样。我的曾祖父叫易翰鼎,他原来很穷,穷得要借米下锅,后来得到晚清名臣郭嵩焘的推荐,做了一个税务所的所长,他坚持不贪污,还是很穷。直到后来上了两湖书院,年年拿奖学金,才改善生活。他的二儿子,就是我的二伯祖父,到日本留学,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来在新军当了一个标统,当时月薪一千多两银元,包括薪水加养廉银。所以他在当地也做慈善,如果歉收,租户的租金就免了。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所以地主并非我们所听到的都是恶霸。

  易中天:也有为富不仁的,也有为富有仁的。为富不一定不仁。我们一定要纠正“为富不仁”、“无奸不商”这些错误的观点。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教育内容有问题?

  易中天:那是为了阶级斗争的需要。地主做了很多慈善,是有传统的。一旦到了灾年,地主、商人都要把粮食拿出来,熬粥、施粥。民间的这个传统一直有。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所以我们往往忽视了一个“下面的问题”,在县政之下,是否主要依靠士绅阶层主持修桥铺路、教育和公益等,以此达到优良的秩序?

  易中天:是,我们传统社会一直严格实行政权只到县,郡县制最基层的就是县。可能是到了明代以后,县官是不能出城的,一旦出城叫做扰民。那么县以下的乡村就是自治。要知道小农经济是男耕女织、四世同堂、聚族而居,各个乡村就是一个宗族组织,严格说宗族组织都是家人,有的富一点,有的穷一点,但是有血缘关系,慈善是本家族的调节,所以更多还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慈善概念。所以会有慈善这个传统,很自然。

  谈传统商人:富而不贵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宋朝之后,尤其明清时期,徽商、晋商等商人群体出现,他们资助各地的民间书院,甚至资助文人学子和艺术家的创作。他们对更为宽广的公益也有很大贡献?

  易中天:对,对。包括民国时期杜月笙这些人都做,资助文化事业。意大利的美第奇家族也是这样。钱多了就会资助文化事业。有人曾做过研究,认为美术史应该写成美术赞助史。没有这些人来赞助,包括皇族、王室、世家大族、巨商,很多艺术品不可能完成,像建筑艺术品、雕塑、壁画,都是需要钱的,自己搞不了。但是资助和慈善还是两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艺术家可以接受资助,不可以接受慈善,因为在大多数人心目中,接受慈善的应该是弱势群体。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资助文化艺术都是公益。

  易中天:对,都是。做公益和做慈善还是不太一样。从心理层面来讲,做慈善是一种爱心,有情感;公益是认为这个事情是有意义的,这个事情需要钱,而做这个事情的又没有钱。做公益更是为了事业,比如文化艺术事业,不能说从事文化艺术事业的人是弱势群体,并不是需要同情和怜悯的对象。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自明朝出现了“儒贾”,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儒商,他们对儒学和文化表现出足够的亲近,结交文人,对社会公益有热情。怎么看独特的儒商?

  易中天:行商坐贾,到处行走的叫商,开店的叫贾。商人亲近儒家文化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中国从西周开始,就是一个宗法社会,或叫宗族社会。西周创立了四种制度:经济制度是井田制,政治制度是封建制,社会制度是宗法制,文化制度是礼乐制。秦汉以后,井田制和封建制没有了,但是宗法制和礼乐制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儒家思想与宗法制、小农经济相适应,最适合这个制度。所以商人不能例外,天然地会亲近儒家思想。

  第二个原因,独尊儒术以后,历朝历代有一个制度,只有学习儒家的经典才能通过正常的途径走入仕途。而秦汉以后我们的社会就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皇帝、皇族以下,地位最高的就是官员,我们又是个宗法社会,宗法社会讲的就是光宗耀祖。怎样才能光宗耀祖呢?读书做官。商人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之后,说得难听点,就像黑社会要变成“白社会”一样,他们总觉得自己社会地位低下。因为秦汉以后,平民分四等,士农工商。有人说中国历史上是轻商的,其实严格的说不是这样的,对商业这个行当,从来没有哪个王朝会宣布商业是非法的,只是把位置排到最低,是瞧不起商人的。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为什么传统中一直瞧不起商人?

  易中天:由于从秦始皇开始到清朝,一直是中央集权,但未必是专制主义,并不是中国历代王朝都是专制主义,应该说开始的时候是集权不专制,但是慢慢的从集权走向专制,从专制走向独裁,到了康熙、雍正的时候完全就是独裁了,不仅是专制而且是独裁了。这样的制度,是不允许民间资本超过政府的经济力量的,政府非常担心。民间资本一旦超过了政府的力量,它就会颠覆政权,因此大量地制造不当舆论,比方说无商不奸、为富不仁。这样的词汇深入人心,以致于很多人一提起商业、商人、商品就认为是贬义词,甚至可以把商业、商品、商人作为一个贬义的前提来问你问题,比方说你对学术商品化怎么看?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隐含了贬义在里面,一旦商品化就是无耻的、下流的、没有底线的、不道德的,等等,这是误导。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商人虽然有钱,很难得到真正的尊敬?

  易中天:商人是富而不贵,商人还要想成为“贵人”。汉代规定商人再有钱,不能穿丝绸,不能坐什么车。商人觉得赚了那么多钱都白赚了,所以汉代有个规定是可以买官的,从汉武帝时就开始卖官了,政府的钱不够用了。商人就可以改换身份,像胡雪岩,就是为了换一个黄马褂。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所以他也因此受到诟病。

  易中天:这个事情,我认为要给予历史的同情。当时,作为商人,第一要安全,第二是生存,第三是发展,都需要有官方背景,就捐官。平时胡雪岩也不穿官服,但是碰到一些官员欺负他,他的官服就起作用了。如果捐得个四品道台,县太爷就不敢欺负他,还得给他行礼。他获赏黄马褂,黄马褂是很管用的。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同时,胡雪岩也做大量慈善,与获取黄马褂会有关联吗?

  易中天:不能说胡雪岩做慈善是为了黄马褂。他的黄马褂不是靠做慈善换来的,是给朝廷效力换来的,比如给左宗棠借军费,说是报效朝廷。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为了安全,和政治连接在一起,这是中国历朝历代商人的宿命?

  易中天:宿命。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现在这个宿命还存在吗?

  易中天:我们就不说现在了。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那还是回到企业家自身。现在,从大众来看,大众喜欢追捧企业家;从企业家的言行看,他们是否真的改变了历朝历代的自卑?

  易中天:我说中国的企业家不容易,尤其是民营企业家不容易。虽然他钱赚得很多,但是在人格和精神上好像总是低人一等,也由此造成部分企业家和富二代心理变态,暴发户到处摆阔,不懂得“朴素的牛B,低调的奢华”。民间称之为“大金牙文化”,敲掉真牙,装上满嘴金牙,戴一块金表。因为他除了钱以外没有别的,社会没有给那些确实靠自己的诚信、智慧、努力致富的人足够的尊重,总认为你的钱来路不明,当然我们也必须肯定有些人的钱就是来路不明,官商勾结,这也是事实。

  但是也有企业家确确实实在扎扎实实地做事,他有钱不一定做了腐败的事情,他是有智慧的。比如一台机器坏了,谁都修不好,请来了一个美国的技师,美国技师拿着榔头敲一下,机器好了。说收费多少?一万。这一榔头就是一万呀?他说,这一榔头1美元,知道这一榔头敲在哪儿了就是9999美元。很多企业家能快速致富,他就知道钱应该投在哪儿,真的靠这种智慧致富也是合法收入,我们也要尊重,不能因为人家钱来的快就不尊重人家,这没有道理。

  另外,我觉得我们的企业家应该很坦然,如果你钱挣得很干净,为什么不能挺直腰杆,堂堂正正宣布你的光荣?为什么就为富不仁?不能为富有仁吗?为什么说安贫乐道,不能安富乐道吗?

  谈中国慈善基因:慈善观是儒家的“仁”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在美国,基督教新教是美国大商人积极做慈善的源动力。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慈善基因”来自在哪些方面?儒家还是佛教?

  易中天:传统社会,慈善观还是要归到儒家。仁义礼智信,第一条就是仁,仁者爱人,仁就是爱,孔子、孟子都说得很清楚。仁里有一条最可贵的,是推己及人,将心比心,也就是孟子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孔子的仁学结构,核心是爱,爱是基于什么呢?基于亲情,叫亲亲之爱,亲亲是儒家思想最核心的。孔子认为亲亲是爱父母、爱子女,这是不需要教育的,是人的天性,天然会爱。但是这也只能做到爱父母、爱子女。所以亲亲又涉及两条:一条是对等相爱,一条是顺序延伸。对等相爱就是子女爱父母,这叫孝,父母也要爱子女,叫慈,一定是双向的。顺序延伸,从孝来讲,爱父母,还有爱父母的父母……往上延伸,一直到祖宗;爱子女,还要爱子女的子女……一直到子孙万代。横向是悌,悌就是兄弟姐妹之间的爱,亲兄弟姐妹要爱,堂兄弟姐妹要爱,表兄弟姐妹要爱……等同于兄弟姐妹的国人要爱。中国人做慈善的根基在这里。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是“泛爱”。跟西方的博爱不是一个概念。博爱的前提是大家都是上帝创造的,大家都是上帝的罪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我们不是。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佛家的慈悲似乎与慈善也是相通的。你怎么看?

  易中天:佛家讲慈悲,儒家讲仁爱。慈悲是两个词组成的,一个慈,一个悲,慈是希望所有人都幸福,悲是希望所有人都不痛苦,不一样的。慈善的“慈”是仁慈的“慈”,是爱。由于爱而做善事,叫做慈善。这跟慈悲有差别。佛家会讲不杀生,这是悲悯情怀,属于悲的范畴。寺院到灾年也会赈灾、施粥,都是基于慈。

  最原始的佛教没有寺庙,释迦牟尼建立佛教并没有寺庙,他到处走来走去,一无所有,不留任何钱财。

  谈企业家做慈善:是权利,不是义务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民营企业历经30年发展,财富巨子越来越多,他们开始广泛捐款做公益慈善,但往往被大众认为是为了博取声名、美誉度,也就是其做慈善的动机时时被质疑。你的看法是?

  易中天:关于这个事情,我的回答很简单,四个字:不问动机。我一贯反对问动机。中国文化中有一个很不好的传统,就是先问动机。为什么不要问动机呢?第一,动机是无法证明的,永远无法证明,你不能一口咬定他做慈善是为了什么。第二,查明动机是没有意义的,有意义的是结果。如果一定要问动机的话,历史上很多事情都经不起问。

  例如美国宪法是世界第一部成文的宪法,也是一部最稳定的宪法,200多年没有改过一个字,只有修正案,但是最初制定宪法的动机高尚吗?一定不高尚。就是因为独立战争的时候,政府借款、发行国债,都还不了,这些债主联合开会,讨论出宪法。

  追问动机有什么意义呢?参加革命就是因为吃不饱饭,参加红军的人有多少知道共产主义、读过马克思?到餐馆吃饭,为什么不问厨师是为了弘扬饮食文化还是为了挣钱?兼而有之,不可以吗?我就不明白,到今天为止,中国人怎么那么爱问动机。

  不要讨论慈善家是出于什么目的做慈善。关于我们的慈善事业,现在要讨论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是怎么做。怎么做比为什么做重要得多。因为结果是需要资助或帮助的人得到了资助和帮助。我们与其纠缠动机问题、道德问题,不如讨论方法问题,怎样把中国的慈善事业做得更好。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关于怎样把慈善事业做得更好,你有哪些建议?

  易中天:我希望贵刊利用你们的影响力来引导舆论方向,比如怎样建立更好的慈善组织,怎么保证善款到位,怎样保证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实实在在得到帮助,我们还要研究哪些领域还需要人去帮助。我就很想你们搭建一个信息平台,因为现在很多人想做慈善,但是他把钱给谁?是吧。我觉得你们这个有影响力的刊物可以来做这个事,这本来是政府该干的事,你们可以做,告诉我们哪些哪些还需要善款,有哪些方式可以把善款送到位,他们需要实实在在的帮助,务实的。慈善家不可能亲力亲为,做不到,除非是从企业退下来的,很多人只是出钱而已,研究这些,比讨论动机重要多了。动机是个伪问题。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除了质问动机,还有一个问题。每有大灾难,社会都会有一股让企业家捐款的强烈声音,面对这种软性的“逼迫”,企业家大多“从了”,您能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解析一下原因吗?

  易中天:这是没有道理的。我一再说慈善是权利,不是义务,有权行使,也有权放弃。我很担心在现在舆论环境下,把慈善从权利变成了义务,这就糟糕了。权利的特点是什么?可以行使,可以放弃,每个人都有慈善的权利,你捐款叫行使权利,不捐款叫放弃权利,都是合法的,都是正当的,不能够逼捐。

  任何以道德名义进行的逼捐都是不道德的。不要说什么“死了以后还留下一大堆钱是可耻的”,这个话是混帐话,只要这个钱是他的合法收入,他爱怎么着就怎么着。

  慈善不是一个人必须做的事,是他可以做,也可以不做的事,既然是他可以做又可以不做的事,那么怎么做那是他自己的事。因此他怎么做慈善也不关你的事儿。

  他们的质疑为什么要听呢?可以不听啊,他们有权利说,你有权利不听,我们又不能说不准人家说话,言论自由嘛,不能违背。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问题是“逼迫”的声音太强烈,尤其借助网络,让许多人遭受困扰。

  易中天:我要强调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是什么。作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就是把企业做好,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为国家上缴更多税收,只要做到这两条,作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就已经尽完了,他不再承担别的社会责任。

  做慈善是公民自己的事情,企业家没有做慈善的义务。谁规定企业家有做慈善的义务?不管是法律要求还是道德要求,依据是什么?请他们讲清楚。慈善一定是公民个人的事情,不能用企业的钱来做慈善,不要跟企业绑定。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所以“在商言商”是对的?

  易中天:是对的。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但是民间是一边倒的反对。

  易中天:中国缺少法治观念,从来搞不清楚权利和义务。道德绑架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对我们这个民族产生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所以企业家移民海外,除了有官导致的不安全感外,恐怕也有对变相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担忧,因此影响做慈善的积极性。

  易中天:这相当于以道德名义进行强奸。任何公民的个人收入,只要是合法收入,而且依法纳税,如何支配是个人的自由,是绝对的自由,任何人无权干涉,社会和媒体舆论可以提出建议,但是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这是基本人权。不能强加,哪怕是多数的也不行,不能变成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现在以网络为平台,确实有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易中天:这是不可以的,这不是民主,是民粹。

  一个人的钱怎么花,虽然是个人的自由,但是有品位的高低。我们希望和建议先富起来的人把钱用得有品位些,仅此而已,不能强迫。希望不要摆阔,要把你的钱用到最该用的地方去,把钱用得合理,用得有节制。节制是最难的,也是最高的境界。其实说来说去就是节制,欲望谁都有。有节制的、合理的、科学的使用它,将赢得公众由衷的尊敬,当你们赢得公众由衷的尊敬的时候,将会觉得自己的生活是快乐和幸福的。

  把个人的钱拿去做慈善是一种高品位的选择,我建议他们做高品位的人。但是他一定要做低级趣味的人,也是他的权利。当然,我们可以看不起他,我们有权看不起他,但不能逼迫他做一个高品位的人。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除了灾难、疾病和教育,您认为中国的哪些领域急需透过公益慈善寻求突破?

  易中天:企业家的钱可以有多种用途,在我看来,一个企业家或企业收益的最好用途不是慈善,是扩大生产力,最好把企业做得更大些,解决更多就业问题。

  做公益,但是去做哪一块,也有学问,可以用来救急灾民,也可以用来资助文化艺术事业。

  我想提醒的是,愿意做慈善的企业家,扶贫不仅要扶物质贫困,还要扶精神贫困,现在很多地方不仅仅是物质贫困,精神也贫困,甚至我们现在精神比物质还贫困,精神的贫困已经不只是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包括很多先富起来的人也是精神贫困。精神的贫困也是需要扶持的,也是需要善款的。这是我关于慈善的观点。

  我们的终极目标还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重要的事情是全面提高国民素质。我个人倒是希望慈善家拿出钱来用于提高国民素质这个事业,把钱花在这儿。



(本文为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相关内容

版权所有@慈传媒  京ICP备12040033号  关于我们 | 联系方式 | 招聘信息 | 版权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