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元老商玉生:推动非营利部门发展的核心人物
2016-03-09 09:55:00  来源:《中国慈善家》2月刊   作者:撰文:白筱 摄影:张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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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公益元老商玉生

  商玉生在等一场关于民间非营利部门的大讨论。在他的想象中,它与1978年三中全会掀起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非常相似。

  对于民间非营利部门究竟是什么,他觉得中国想得还不够清楚。“我一直期待中央高层对非营利部门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跟支持,现在看起来还没有。”对于非营利机构的思想境界和能力水平,他也一直心存忧虑。“看看我们目前这4000多家基金会,运作得怎么样?有多大比例在正常运作?有多大比例是在混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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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对这场大讨论的等待由来已久。

  上世纪80年代,商玉生成为中国较早专注于第三部门研究的知识分子,他曾伴随改革开放脉搏走在前沿,尝试在研究和实践中寻求第三部门所需的各种突破。徐永光1989年创办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时便与商玉生结识,他说,“商玉生的目标非常坚定,要推动民间公益,或者说公民社会的发展。”

  如今,商玉生已77岁,疾病伴身,行动多有不便,很少现身行业活动。面对当下非营利部门的发展状态,他坚持认为,中国需要这场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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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调的核心人物

  “阳光照不到的地方,我们去照。”1990年8月末,第一次民间基金会经验交流与研讨会在承德召开,到商玉生发言时,他引用这句来自日本同行的话,向中国同行介绍第三部门的功能和定位。对于中国来说,要让诗一般的浪漫表达变成现实,官民双方都需要足够的耐力、魄力和想象力。

  1992年年初,已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邓小平不得不再度出面,他视察南方数地,沿途发表一系列讲话,让“姓资姓社”之争得以平息,为改革开放再作推进。如同吃了一颗定心丸,大批供职于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打消顾虑,在这一年下海创业,如潘石屹、郭凡生、冯仑等人,在商业领域被称为“92派”。

  比“92派”的出现更早,思想解放的80年代,大批知识分子挣脱枷锁,试图将刚刚从灾难中重生的国家拉上发展的正轨。在公益领域,朱传一、商玉生、徐永光、杨团等人不约而同地开始了专业研究与实践,他们相信,民间力量可以参与塑造一个更好的中国。与后进公益人明显不同的是,“立足行业,以推动第三部门发展为首要目标”成为这一代公益人的共同特征。

  商玉生翻出一本黄旧的“白皮书”—《第一次民间基金会经验交流与研讨会资料汇编》,其中清晰记录着当时他们对第三部门的认知与思考。

  承德会议上,参会代表们对民间组织在社会建设中的地位、作用以及面临的困难、问题都有所讨论,也提出制度及相关法律法规需要改革。如今看来,无论理论专业程度抑或规模,这次行业大会都极为初级,但却是中国第三部门渴望成长的首次仪式性表达。1993年,商玉生又在北京香山参加了第二次全国基金会工作交流会,即“香山会议”。

  在这两次行业会议的铺垫下,一些较为活跃的基金会组成代表团,在1994、1995年先后两次走出国门,赴美交流学习。商玉生参加了第二次访美,并在回国后主持编写了《美国基金会研究》,对美国第三部门的基本情况作了大致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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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90年代开始,商玉生就是推动民间非营利部门发展的核心人物。”徐永光说。但这个核心人物的表现形式有些特殊。

  商玉生保存着一些与同行的合照,在与众人的合影中,他常常站在后排或靠边的位置,有时还会被前排的年轻人遮住半张脸。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NPI)主任吕朝与商玉生相识超过十年,他所熟悉的商玉生性格平和温厚,总是谦让。“所有的成绩他都是讲别人,讲朱传一老师,讲永光,讲杨团,实际上他做了大量的主持、协调工作,很多幕后工作都是他来组织的。”

  1998年,中国基金会与NPO信息网(简称“NPO信息网”)上线。2000年,商玉生从中科院系统退休,任NPO信息网董事长。此后,无论是2005年首届中华慈善大会的举办,还是第三部门自我能力建设、自律、联合等重要理念的倡导和推动,在第三部门发展过程中,NPO信息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起到了引领作用。

  这个平台创立之初,曾有多人参与其中,核心人物是商玉生和徐永光二人。《中国慈善家》两年采访商玉生三次,每忆及此处,他都会说,“徐永光注册了这个网络平台……”徐永光告诉《中国慈善家》,网站确是自己注册,“但这个模式是商老师开始运作的。”

  与曾经主持青基会和希望工程工作的徐永光不同,商玉生没有大机构作背景支撑,因此,其核心影响力在表现上是隐性的。徐永光认为,商玉生的温厚对于行业来说非常必要,“他是行业的黏合剂,是行业稳定的核心,非常稳健可靠。任何人跟他合作,包括国际机构在内,都会给他高度的信任跟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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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分子的选择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一个最普遍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得到尊重和认识”,商玉生为之兴奋。

  当时,他在中科院物理所工作,清楚地看到整个中国科研界问题重重,机制弊端丛生:科研经费由国家财政部统管,层层分拨,最后下发到课题组。这种机制因缺少竞争,使得科研工作整体出现严重低水平重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行各业的改革相继启动。效仿国际流行的“基金制”方式,中科院提出,推动科研经费拨款方式变革,改由科研人员申报课题。

  1981年,中科院下属“科学基金局”宣告成立,筹备运作了5年。1986年,经国务院发文批准,中科院、国家科委和教育部三部门抽调干部组成了中科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商玉生成为其中一员。自此,他与物理学了断情缘,成为中国公益行业的活跃分子。如今,他家中书盈四壁,无一本与物理学有关。他说,自己是半路出家,一去不回头。

  这是商玉生人生中第二次重大选择,是他对自己上一次错误选择的纠偏。

  商玉生1939年出生在东北,从小各门成绩优秀,对文史哲兴趣浓厚。他报考大学的1958年,错误的政治导向已一发不可收拾,党中央号召全党全民“向科学技术进军”,全国自此进入“战天斗地”的“大跃进”时代。在一片“科技报国”的声浪中,作为优秀人才,他被保送北京大学物理系。然而,这一错就错了28年。

  原本六年制的本科硕士连读,因中途取消学位制,商玉生以本科学历毕业。大学六年中,种种令人费解的政治运动让商玉生产生了消极思想,虽然他是校团委副书记和班干部,却不再喜欢参加集体活动。“怀疑我自己,是不是我错了;有时候也怀疑上边。至少(思想上)跟上边的政策不相符合。”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中科院物理所。四清、文革接连而至,运动越来越多,越搞越大,商玉生能做的便是埋头钻研专业,以此避开种种无意义的运动。

  他常根据研究过程的具体现象进行变通,偶有新发现和新突破,但他亦自认,“在物理学理论研究上没天分,很难有大的突破”,反倒是“擅长实际应用”。他曾想过,如果不是进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他可能会下海,在人造金刚石产品化方面发挥作用。

  在中科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商玉生针对各国非营利组织做了大量研究。1988年,他又参与创立了中国科学基金研究会。

  60岁时,商玉生从中国科学基金研究会秘书长职位上退休。这一次,他选择了“下海”,迎接他的,是亟待挣脱重重束缚的民间非营利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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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的痛

  1988年,北京马克西姆西餐厅,外国模特们裸露长腿与肩膊,在这个封闭已久的国家上演了一场时装秀。在中国美术馆,购票参观“中国首次油画人体艺术大展”的市民们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同年,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范围的通知》,界定新划入沿海开放区140个市、县。这一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高达11.3%。

  文化放宽、经济向好、政治气氛也更为轻松,中国在改革的春风中改变着固有面貌。在这个春天,商玉生尝试注册一家私人基金会,却遭遇打击,至今耿耿于心。

  这个基金会与著名画家吴作人有关。商玉生是吴作人的女婿。吴作人曾留学比利时,接触过西方国家的一些艺术基金会,上世纪80年代初,吴作人任全国人大常委时,便一直酝酿成立基金会促进中外美术交流。

  其时,科学基金局已成立,商玉生对国外非营利部门也有所了解。著名画家潘玉良在法国成立基金会找吴作人帮忙时,商玉生为其执笔起草了基金会章程。

  1988年9月,中国第一部专门规范民间组织登记管理的行政法规《基金会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内容仅14条。今天看来,那些粗糙简单的条文几乎将民间组织绑死。按规定,民间基金会登记管理受三重管理体制约束,除了要挂靠民政部,还要找主管单位作“娘家”。此外,因基金会被视为类金融机构,注册需中国人民银行审批。

  这一年,吴作人基金会的成立得到民盟中央、民政部等领导部门的支持,商玉生备好资料,到中国人民银行非金融机构司提交申请。

  接待他的是位女处长。对方告知他,“不能批准”,她手中压着几百个申请,除非有国家领导人发话。“这就说明,当时主管基金会审批机构的基本态度就是不让你成立。”

  女处长反问商玉生,“吴作人有钱,捐给国家不就完了么?捐给什么基金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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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玉生撞上了文化与制度的双重壁垒。“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话在中国人脑海里扎根几千年,第三部门参与国家建设,在中国无此传统,让商玉生大感意外的是,“作为中国直接管理基金会的官员,已经是处长了,居然对成立民间基金会说出那么一句话来,我简直都不愿意跟她交流了,还有什么话说呢?”

  他曾愤懑落笔,著文《永远的痛》,因内容过于刺激,从未公开发表。

  商玉生与吴作人想到可以去香港注册。“在香港,只要100港币就可以注册下来。”

  刚巧,香港中华文化中心举办画展,吴作人参加,商玉生陪同前往。他们在那里召开了基金会筹备会议,聘请香港律师,捐赠了吴作人几十幅画作,筹到近千万港币,准备成立“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有限公司”。第一届理事会与筹资会定在翌年6月4、5两日,因后来北京局势突变,会议未能召开。

  商玉生在中国人民银行遇冷不久,新华社内参发文一篇,指出“吴作人要用自己的钱成立基金会促进美术发展,是值得支持的事。”内参递交中央高层,中国人民银行如坐针毡。那位女处长找到商玉生,“你干嘛告我们?”“我说没有呀,记者们就反映反映情况,怎么敢告您?”女处长说,“赶紧办手续吧!”很快,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获批成立。

  “你说可悲不可悲?不是按照真正的法制、规定来,就是跟你走人情走关系,需要哪位副总理或者哪位领导发一句话,这就是80年代、90年代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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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部门联合

  行业联合一贯被视为政府分内之事,1994年,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华慈善总会成立。但民间机构则认为,行业联合必须由自己来做。

  这一年,包括商玉生在内,杨团、徐永光等人联合十多家民间基金会,共同成立中华基金会联合会(筹),以此平台搞活动、出简报,但这一组织一直未获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并很快引起了行业管理者的强烈不适,遭责令解散。“有关部门说你们再组织活动是非法的。”商玉生回忆说,该组织险些被定义为非法组织而遭“取缔”。

  “中国的非营利机构对行业联合事实上向往多年了,一直为之而奋斗,做了很多努力都没有实现。”商玉生说。

  1986年,中科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后,地方各省市科研机构群起效仿,纷纷成立基金会,并常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交流学习。1988年,商玉生推动成立“中国科学基金研究会”,作为科学管理学会的下属二级学会,商玉生任副秘书长。1992年,科学基金研究会发展壮大,科技部同意作为业务主管部门,该学会得以注册成为一级学会。该学会有一个意义与中文不符的英文名“China Association of Science Foundations”,直译应为“中国科学基金联合会”,但当时“联合”一词过于敏感,未能获批,遂以“学会”之名蒙混过关。这是商玉生最早搭建的科研领域基金会联合平台。

  中华基金会联合会(筹)解散后,民间公益人仍不死心。1995年,朱传一、商玉生等人访美,参观了美国各类基金会,也包括行业联合组织“基金会中心”。第二年,朱传一、徐永光等人再度赴美,考察了美国基金会中心,回国后尝试参照此模式进行民政注册。这一年,民政部对全国社团进行清理整顿,此后,民间机构发展一度停滞不前,进入低谷。

  在这种大环境下,基金会中心若要进行民政注册已无可能。

  徐永光提出打擦边球,以网站形式搭建平台。他注册了四个适用于联合会的网站域名,分别为China NPO、China NGO、NPO、NGO。1998年,NPO信息网上线运行。2000年,商玉生从科学基金研究会秘书长职位上退休,进入NPO信息网工作。为方便与机构之间交流合作,进行业务对接,网站必须具备法人身份,他们只能进行工商注册,自此,NPO信息网改名恩玖,商玉生任理事长。

  恩玖虽是工商注册,以企业标准缴税,但却完全以公益组织方式开展具体工作,在公益界,一般都视其为非营利机构。它有两套章程,一套是工商注册的企业章程,另一套是按非营利组织标准打造的“自律”章程,内容包括:非营利、不分红;支持型;推动中国非营利部门建设。2010年,恩玖成功进行民政注册。“实际上工商注册之后那些年,是我们做起来最舒服的几年。上面没人压着我们,下面就是我们董事会,徐永光、朱传一老师、杨团、何道峰等等这些人,都是董事会决策,所以那时候工作也都是开创性的,业内需要的。”商玉生回忆。

  1999年,中国人民银行退出基金会业务主管部门角色,自此,基金会三重管理体制告别历史舞台。随着对非营利部门了解的不断加深,进入新千年之前,行业管理者认识到问题的复杂,决定出台一部新的法律法规,取代《基金会管理办法》。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开始实施。五年中,从条例起草到正式施行,全国只有零星几家民间基金会成功注册。

  在条例起草阶段,民政部相关领导委托商玉生召集、主持一场通告会,商玉生结合会上意见和自己的研究,最终形成了一份修改意见,指出民间基金会注册程序、资金使用规则等方面不够合理,同时也提出应“鼓励部门联合”。

  但是,“鼓励部门联合”这个条款后来被拿掉了。商玉生曾找到法制办询问原因,被告知是“部门意见”。“我就知道是民政部反对,不愿意搞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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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行行业自律

  有一次,商玉生到沪参加民间组织国际研讨会,会议由民政部组织举办。会上,民政部一位官员的一番话让他大受刺激。“他在会上直接发言,说应该加强对民间非营利部门的管理,因为他们太弱了,不规范。”

  商玉生心知,这不过是加强管控第三部门的借口。相比于他律,商玉生更愿意看到自律。

  早在1995年,商玉生与朱传一等人访美的主要目的就是“学习自律经验”,他们作了很多细致考察,但当时并未受到行业的广泛欢迎。

  当时,包括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爱德基金会等在内的少数基金会已有了一些自律标准,但要将这些标准在行业内广泛推行,却并不容易。“包括一些学者,一些机构的人,他们认为,就当时中国非营利部门的发展情况,不宜提‘失灵’,因为会打击大家的积极性,宜提如何扶持。”

  2000年10月,时任中华慈善总会会长阎明复带团访美,临行前,他请商玉生写下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并带着这些问题考察了20多家基金会,访问了众多行业专家。“这次出去访问,最大的收获就是讨论到底什么是基金会最重要的问题,结论是:诚信。”商玉生说。

  从美国归来,阎明复带回了麦克利兰基金会的诚信培训课程。在中外专家的合作下,恩玖将这一课程本土化,形成了《公信力系列培训》教材,内容涉及公信力、筹资、领导力、治理四大部分。恩玖就此做了几年的行业诚信系列培训,不仅培训了上千从业人员,还培训出一批讲师。

  徐永光说,“大家公认,中国非营利部门的培训源头是恩玖,时间最早、水平最高。公信力建设的标准和一些模式来自于恩玖,基金会中心网也依托恩玖。”

  2001年年末,首届NPO自律论坛上,商玉生以及朱传一、徐永光、何道峰等人都作了发言。商玉生回忆,“我们抛出了七条,供大家讨论。在会上,还是(支持自律)这边站上风的,持反对意见的学者没有出来亮相。有些实务工作者有些顾虑,因为具体条款当中有些问题,不知道如何做。”

  此次自律论坛,最大的成果是完成了造势宣传,将“自律”这一概念在业内作了推广。此后,公益界开始对自律问题进行思考,自律条款也得到进一步完善。

  2003年,恩玖开发的《中国非营利组织(NPO)公信力标准》问世,两年后,恩玖再将行业自律工作推上高峰。商玉生一边翻看资料,一边告诉《中国慈善家》,“自律行动最精彩、最重要的部分是2005年。”

  那一年,徐永光到中华慈善总会做了半年副会长,在其主持推动下,召开了首届中华慈善大会,执行机构便是恩玖。对于那次会议,组委会秘书处成员的安排很用心:大会秘书长一职两人,王振耀时任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代表的是“官”;徐永光除了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头衔之外,还是“希望工程”创始人,代表的是民间公益力量;商玉生、顾晓今、何道峰、杨团、丘仲辉等人则是组委会成员。“这次大会啊,对我们来说是一次比较满意的大会,真正把民间组织提到了一定的层面上。”

  会上,中国青基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爱德基金会和恩玖联合主办NPO自律论坛并商讨开展中国NPO自律行动。翌年年初,自律行动启动,专家组参考各国标准,千锤万打后,于2008年制定完成一套完整的非营利组织治理公约,即《公益性NPO自律准则》,条款超过百条,各类民间非营利组织可各取所需。

  在恩玖的驱动下,2010年,35家民间公益组织联合发起基金会中心网,两年后,基金会透明指数上线。迄今为止,这算得上是中国非营利部门联合、自律行动的“巅峰之作”。

  但商玉生仍有遗憾。“现在实际上政府已经接过来了,用他律代替自律。没有自律的动机,他律就是被动的。永光有句话说得很在行,‘他律因自律而更有效’,讲的就是这个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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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老守望

  2005年,商玉生、徐永光等人在北京推动恩玖进行民政注册还未成功之时,恩玖公益模式因其成熟和名声在外,吸引了上海方面的注意。

  “上海浦东是当时中国第一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有一次我们在上海做培训的时候,上海浦东局听了都觉得很好,想把我们引过去。”

  上海作为国际都市,经济发展优势明显,但在公益慈善方面,却并未呈现出相应水平。受时任上海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局长马伊里邀请,商玉生决定开辟“浦东市场”,他和朱传一、徐永光选定吕朝推动具体工作。吕朝曾任《公益时报》总编,是朱传一的“门生”,人虽年轻,却很有资历。

  三人意见相同:不能简单复制恩玖的模式,必须作出创新。2006年年初,中国第一个公益孵化器“恩派”(NPI)在浦东成立。

  此后,在吕朝的操持下,恩派低调发展却不断壮大,如今已进入全国30余城市,按每年每城市孵化10个NGO计算,未来恩派每年将孵化至少300家创新性公益组织和社会企业。

  2010年前后,商玉生在公益界活跃度有所下降,最近一两年,已极少参加公益界的活动,“有时候邀请我我都不去。”新人一茬一茬长出来,他觉得自己“跟不上了”。

  徐永光说,商玉生为中国非营利部门的基础设施建设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我们现在很多的发展,都是在那样一个基础上继续向上和进步的。”

  2015年5月的一个上午,日暖风和,商玉生银发满头,手执剪刀,面前一丛小树花开正艳。半生置身公益界,如修整花木般,他乐观面对春风,又不乏戒备地手执花剪,朝暮盼望第三部门能枝叶蓬勃。

  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著有《非营利机构的经营之道》,商玉生早年读过这本著作,“其中有一章,讲非营利部门是塑造人们灵魂的机构。”初读这句话时他很茫然,投身非营利部门几年后,才渐渐品出了其中滋味。

  “我自己做这个工作,好象做了很多事情,其实最大的受益者是我本人。是我自己在项目的执行中、在接触的人中,受到了感染,得到了教育。这一点上,我就慢慢体会到了。”

  2016年年初,北京正是隆冬,《中国慈善家》再次造访,商玉生家楼门前那丛小花不见踪影,枯枝正待春风。

  (本刊记者李珍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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