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力宝集团主席李文正:如何成就华人“钱王”
2016-07-12 17:20:04  来源:《中国慈善家》6月刊   作者:白筱 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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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李文正“钱王”传奇

  印尼华商李文正将自己活成了传奇。

  他生于兵马喧嚣时的印尼,幼年与亲人生离死别,青年时期因支持印尼独立革命险遭逮捕,颠沛漂泊。到兵荒马乱的中国大陆求学,年轻热血又几乎让他丧命大海。凭眼界与精明,白手起家,破旧立新,于变数中谋生机,商海博弈屡屡险中得胜。他接连执掌多家银行,每每将其扶上正轨,便又另起炉灶,再追新高。

  巅峰时,他是印尼仅次于林绍良的第二号私营银行巨头,人称“印尼钱王”,不但带动银行业创新,还发力推动印尼金融制度改革。上世纪90年代,印尼经济衰退萧条,又遭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他塞翁失马般不得已介入土地资源开发,却在时代变革中吐故纳新变换姿态,让其创立的力宝集团经营领域多元延伸,不断壮大。

  如老一代华商一样,李文正与力宝集团的慈善投入多倾注在教育领域。他曾以印尼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身份推动教育体制改革。迄今,他为学校捐建大楼超过10栋,支持儿子在印尼偏远贫困地区开办的希望小学超过50所。

  遥望来时,他感叹世事沧桑莫测,在无数风波中飘摇前行,此时彼时境遇已是云泥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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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骑马追马

  十几岁的李文正驻足印尼玛琅市的路边,盯着一栋欧式建筑出神。进出建筑的人手拎公文包,衣着光鲜,皮鞋油亮,神气十足。他并未看到店里有什么商品售卖,便跑去问小学校长罗异天,才知道那是荷兰人开设的银行。“把钱拿来拿去就能赚钱,又神气。”李文正觉得这是个好生意,每次路过,他都要朝里面满怀憧憬地张望。

  30岁那年,已有不少人听说李文正“想做银行家”。没有大资本,却想开银行,在很多人看来,这无异于“疯狂”。但李文正清楚,银行本质是中介,赚取利息差额,经营的其实是信用。

  在1960年代的印尼,卖自行车的转身就能成为银行家,这件事就发生在李文正家隔壁。自行车店老板陈德发是他的同乡,只用了3年,那家由自行车店变身的银行就有了不小发展。

  同乡吴文荣带给李文正一个好消息,当时在困境中挣扎的“繁荣银行”正等待资本加入。这家银行总资产约有300万美元,资本金10万美元,因经营不善,已支撑乏力。李文正想要加股进入,条件是必须注入20万美元,由此可获得66%的股份,而当时他只有2000块美金。

  他必须先找到有资本和有信用的人,“要追上一匹马,你就必须先找到一匹快马。”

  他先说服吴文荣的父亲吴亚土及其舅父李亚梅加入,又请二人介绍客家帮丘和中、兴化帮李亚灿,以及福建帮外号“大哥”的林聚善加入。他被推举为董事长兼总经理,终于圆梦,成了一位银行家。

  李文正从小处着手,先易后难,从小到大,由近及远,仅2年时间,不但让“繁荣银行”突破困境,还使之在雅加达名声日隆。

  “繁荣银行”让李文正迅速学会了专业知识,也很快让他见到了人性贪婪。一些年轻股东与客户夜夜笙歌于夜总会,放纵客户透支,另一些年长股东则经营“行中行”,吸收存款私下放贷,中饱私囊,呆账坏账转嫁给银行。李文正无力改变,只好让位离开。此时,他已看准了另一家“宇宙银行”。

  “我必须找另外一匹马,跑得更快的。”李文正告诉《中国慈善家》。

  在雅加达,李文正根基尚浅,找“快马”实非易事。他先找到老师杨秀莲,她是中华妇女会主席,丈夫汪大均是椰城华侨总会秘书长,掌握全部印尼有影响力的华商资源。李文正怕开口遭到拒绝,并未直接表明自己的“疯狂”想法,只是不轻不重地谈谈天,顺便讲讲自己的抱负和对银行的思考。“他(汪大均)听了觉得这个年轻人不错,很有一套理论。取得他的信任后,我才请他介绍有影响力的财团。”

  在当时的印尼,人说“无昌不成事”,“昌”即许乃昌、林德昌、黄源昌三人。黄源昌是印尼布业大王,也是布商公会主席,而布业是当时印尼最大的行业。李文正得知黄源昌喜爱打网球,为了迎合,便每早到黄源昌家球场陪同。同样,对于开银行只字不提,只是学网球,谈网球。直到“大家兴趣一致,谈得来”,他才由浅入深,从生意谈到具体的银行经营。他对《中国慈善家》回忆,当时他对黄源昌说,“银行对我们华商太重要了,中华总商会里必须要有一家银行。”黄源昌回答,“你去做吧。”

  除了黄源昌,林德昌也成为宇宙银行股东。这一次,李文正笼络了印尼咖啡大王、胡椒大王、橡胶大王、布业大王等名声在外的行业翘楚。

  到1966年,李文正接管了同乡何清源的印尼工商银行,又在泗水开办印尼工商银行分行,将这两家银行和繁荣银行合并,改名为泛印银行(Pan Indonesia Bank),使其成为印尼共和国成立以来首家私营外汇银行。一年时间,泛印银行便发展成为印尼最大的私营银行。

  几年后,泛印银行业务风生水起时,两位股东因经营“行中行”被曝出丑闻,泛印银行遭到用户挤兑,最终请印尼银行协助,才渡过危机。为避免再次引发挤兑,李文正并未报警。他用几个月时间思考,是要做一个成功的银行家,还是做一个好的银行家?他记得父亲临终前对他的告诫,“不可亏待他人,不可贪人的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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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局

  接手宇宙银行两年后的1965年,苏哈托借“九·三”事件夺取政权。在印尼大学的课堂里,李文正从几位海归派教授口中听到政府有意大力改革经济制度,推动自由开放,相关计划已取得国际货币组织与世界银行的肯定。李文正对此次改革充满信心。

  当时,印尼政局动荡,市场混乱,通胀已达到600%,贷款月息则高达20%,商人可以随时变现还贷,因此,银行放贷多数是无抵押的信用放贷,也少有坏账。李文正认为,若印尼推动改革,制度改善,通胀将得以控制,借高利贷囤积居奇的商人定会遭遇重创,导致银行出现大量呆账坏账。他未雨绸缪,提议董事会先人一步,降息求保。他的用意是,通过降息为市价一半来吸引客户借贷,但前提条件是,客户须还清之前的贷款,方可享受降息服务,与银行签订新的抵押借贷合约。

  最开始,股东们担心此举会在银根奇紧的大环境下使银行周转失灵,陷入危机,但李文正则料定此放贷新策会引起轰动。果然,12%利息的广告登报,仅占市价一半的利息让新客户争相排队到银行开户,3个月存款便激增一倍。旧客户也纷纷还清贷款,再用足够的抵押品争取12%的新贷款。此举很快将宇宙银行的高风险贷款转变为健康贷款。

  1966年,苏哈托新政权果然采纳一些海归派学者的意见,推行经济制度改革和自由开放政策,物价大跌,盾币上升,引发银行风潮,坏账激增,处处发生挤兑,每天都有一两家银行倒闭。而李文正当时掌握的四家银行均得以保全。

  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主任龙登高告诉《中国慈善家》,李文正既高明又精明,知悉大环境的风云变幻,把握全局,再着手于关键处,其长处是精明有度。“过于精明,往往过犹不及。李文正不但在具体的经营中有过人之处,同时也有战略高度,两方面融于一身。”

  泛印银行丑闻曝光后,李文正在思考中重新找到方向—做印尼中央银行以外的第二个支付清算中心—这又是一个近于疯狂的念头。

  泛印银行短视的股东并不是李文正需要的合作伙伴,他观察印尼商业,当时经济能量最大、最广的是香烟行业,涉及人口多,市场广且产业链长。掌握香烟行业,无疑会让他更快接近目标。1975年,他胸有成竹离开泛印银行。

  天公作美,在去香港的航班上,李文正巧遇华商林绍良。在印尼,林绍良的财富和影响力都首屈一指。他是当时印尼政府授权的唯一丁香进口商,掌握着向烟厂分配丁香的权力,无异于手捏印尼丁香烟工业的命脉。对李文正来说,这是天赐的机缘。

  一切从闲聊开始,从印尼经济的前瞻到政治动向,从泛印银行到未来开发银行的计划。李文正把建立清算中心的想法讲给林绍良听,并介绍自己的资历、能力和为此所做的准备。3个小时后,林绍良开口邀请李文正参与自己掌管的银行业务。林绍良的三家银行,李文正选了正在困境中的“中央亚细亚银行”(简称“中亚银行”)。

  1988年,印尼金融业历史性的“PACTO 88条例”颁布施行,在这一时期,李文正让中亚银行的规模空前壮大。

  在此之前,外资在印尼开设分行无需注入资本金,但他们倚靠国外总行的庞大资本,可以大额放贷。李文正认为这不公平,他以民族银行公会副主席及印尼工商总会副主席身份提议,开放金融市场,允许外资银行进入,但前提是必须注入资本金,成立印尼法人资格的子公司。经过两年多的论证,“PACTO 88条例”出炉。结果大大出乎李文正预料,这一条例不但实行了开放政策,而且开放得更为彻底,允许包括外资银行在内的所有银行无限度开设分行。

  李文正清楚这一政策并不完全正确,定会修改,但这机会对他来说千载难逢。他只用了一年时间,便让中亚银行的规模快速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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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于毫末

  1975年6月,李文正走进中亚银行大厅,主持第一次业务会议。他熟读《老子》,并从中总结经营理念,“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合抱之木,始于毫末”。他从小处做起,重新编制中亚银行的组织结构,分配经理部的人事安排,亲自优化业务流程,简化表格,改革会计制度和档案管理制度。多重举措,让中亚银行的业务能力突飞猛进。

  三年后,他在印尼银行业率先实践电子化管理系统,为中亚银行大量开设分行并建立全国性的服务网络做铺垫。用人方面,他采用旧部下参与行政管理,同时聘请当地商业领袖和资深商人或他们的后代、亲戚做区域业务经理,教他们如何收集当地香烟商、布商、建材商等6个行业的前10名客户,培训他们记录客户喜好、背景、财产、银行贷款、个人品德等信息,以便展开公关。

  李文正调研印尼诸岛的人口分布情况,从人口最多的爪哇岛开始,分步实施,很快便建立了全国性的服务网络。

  在此过程中,他出奇制胜,一改汇款40天才能到达的印尼银行业惯例,提供“次日抵达服务”轰动全国,让中亚银行在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短短5年时间,中亚银行成为印尼第六大商业银行,前五大均为印尼国营银行。同时,中亚银行也成为印尼银行结算中心的第三大客户。

  联合利华是李文正想要发展的重要客户之一,但1967年印尼私营银行发生挤兑风暴后,联合利华总部规定不允许印尼分公司与私营银行往来,李文正做了两轮说服工作,均告失败。他想找联合利华总部洽谈,但并无门路。

  一次拜访中,他发现联合利华总部与外界往来使用传真,传真纸共有5层,上面4层分开给各部门使用,最后一层必须整张保存。每天,这张完整的纸经总部审计员审查,证明全天书信与财务往来完整无出入方可入账。李文正便通过传真,向联合利华发送报告,介绍中亚银行更低的汇率和突出的服务。从一周到一季度,除节假日外并无间断。一年后,终于打开缺口。

  他用了十几年时间,让中亚银行的业务涵盖了86个行业,打通上中下游商家,成为印尼最大的银行业务网络。

  1977年,为推动中亚银行成为外汇银行,具备支付清算中心能力,李文正按印尼银行规定,将旗下银行合并,取得外汇银行营业牌照,成为继泛印银行后印尼第二家外汇银行。

  “PACTO 88条例”颁布施行后,中亚银行快速开设了150家分行,增设6000岗位。凭借李文正早已准备好的简化工作流程和信息化系统,新员工一小时便可上阵应战。依靠中亚银行搭建的全国性服务网络,这150家分行在半年内全部实现盈利。

  1975年李文正接手时,中亚银行总资产约有10亿印尼盾,到1990年,中亚银行总资产已增长至7万5千亿印尼盾,是当时印尼第五大银行,李文正如愿将其打造成印尼银行以外的第二家商贸支付清算中心。在此过程中,中亚银行成功进军美国,先是1977年参股union     Planters银行,1985年又在纽约开设分行,成为印尼当时唯一的国际化银行。

  作为在世界范围内享有声誉的银行家之一,林绍良也常借李文正自谦,“我不懂银行,李文正才懂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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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梗

  李文正1971年游历美国时便已经开始考虑走向全球化。在1977年前,他曾准备收购美国“乔治亚洲国民银行(National Bank of Georgia)”28%的股份,业主为Bert Lance,经纪人是阿肯色州投资银行Stephen公司主席杰克·史蒂芬(Jack Stephen)。双方签订协议时,李文正特地提出要求:此交易暂时保密,不对外宣布,以免招致印尼官方干预。不料消息不胫而走,见诸次日早报头条。文章称此次实为印尼政府指派中亚银行收购Bert Lance股份,以解美国民主党之困。印尼财政部长直接打电话给李文正阻止收购事宜,又请林绍良出面,李文正只好无奈放弃。

  此次合作虽未如愿,但李文正与杰克·史蒂芬结成好友。1980年,由杰克·史蒂芬介绍,李文正再到美国,成功入股union     Planters银行。四年后,李文正、林绍良与杰克·史蒂芬达成协议,三家收购沃森银行30%股份,并委任李文正次子李白担任总经理。

  欢迎午宴前,杰克·史蒂芬问李文正是否想见州长克林顿,并当面打电话邀请,克林顿果然到场。克林顿告诉李文正,“你要了解杰克·史蒂芬先生在阿肯色州有多大影响力,15分钟前他打电话给我,15分钟后我就马上来了。”

  李白此后亦与克林顿私交甚笃,克林顿成为美国总统后,李白被委任为总统经济顾问,力宝银行总经理黄建安也被委以重任。沃森银行收购案后来引起美国司法部关注,但审查两年之久未得出结论,而李文正迫于高额律师费压力,不得不选择放弃沃森银行及其他在美业务。

  1989年,李文正心血管“细微的不正常”终于在这一年恶化为“心梗”,三条血管严重堵塞,必须做搭桥手术,风险很大。

  他将中亚银行人事整顿扎实,拟定了公司分割合约。这件事成为不久之后林李二人分家的基础。

  1991年,李文正与林绍良正式分家,规则简单,双方不对各个企业的资产情况重新估值,无偿交换在印尼中亚银行和力宝银行的股份,双方在其他企业所有股权照旧不变。前后不到两个小时,便完成了分家手续。

  “力宝”是李文正1958年便想出的名字,“力”是资金,“宝”为源泉,他于1971年在新加坡开办了力宝公司。与林绍良分家后,力宝成为李文正金融事业的又一个起点。这一次,他早已看清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起步便把目标放在美国与香港。他有两步必下棋子—骑马追马,摸清环境。

  他将力宝集团全球化分为三步,分别是人力资源全球化、资金全球化和业务全球化。

  在中亚银行开设150家分行的同时,力宝银行也抢时间新开了100家分行。李文正提出让中亚银行和力宝银行上市集资,林绍良不同意,后来,只有力宝银行启动了上市计划。李文正回忆,当时人们排队向经纪商购买力宝银行股票,力宝银行市值涨了近一倍。

  在一次主题为“PACTO 88印尼金融改革开放利与弊”的电视访谈中,现场有人质疑力宝将不值钱的股票卖给大众,有欺骗公众之嫌。李文正无奈与其展开辩论,他解释,按照规则,力宝的股票先是卖给投资银行,再由投资银行转卖给大众,而投资银行的高价买进,买的是李文正的商誉和品牌。双方无法沟通,最终由评委劝解才结束闹剧。

  1995年,李文正更为担心的事应验了。苏哈托的三子托米(Tomy)在冼都购地数千公顷,请力宝集团参股开发。李文正不想与官场有太多牵扯,婉言谢绝。但托米找到穆尔迪奥诺出面,此人时任印尼国务院秘书长,权势极大,雅加达官商都对他忌惮三分,李文正无奈参股25%。

  开发进行不久,托米的财务经理向承建商和供应商索要佣金,以拖欠账款作为威胁,消息传开,一些大客户陆续从力宝银行取走存款,李文正没有警觉。两个星期后,当银行出现排队取款的长龙,李文正才意识到,这是一次挤兑风暴。最后,在印尼银行和林绍良等人的帮助下,力宝银行才免遭死劫。

  三年后,亚洲金融风暴袭来,包括林绍良的中亚银行在内,印尼几家私营银行纷纷随风倒掉,实力排名前八的银行五家被印尼银行接管,仅剩力宝、泛印、宇宙三家。

  自李文正进入银行业到1998年,他已经历了5次挤兑风暴。这时,他心底已隐隐打起退堂鼓,担心让下一代接手银行业是否妥当。

  1991年、1995年到1998年,印尼经济不景气,加之挤兑风波和亚洲金融风暴,力宝银行的呆账坏账转为不良资产。李文正带领力宝转战土地资源,并在日后发展出更为多元的集团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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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上船

  清末民初,华人商贩、农民登上航船,在风雨飘摇中下南洋寻求生计。他们教育水平偏低,最多接受过一些私塾和基础华文教育。即便在日后兴家旺业的第一代东南亚华商中,如李文正一样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也是凤毛麟角。

  1945年,日本投降,印尼宣布独立,泗水随之爆发独立革命战争。9月,英国以解除日本武装为名,派遣军队进占印尼。荷兰政府也以盟军名义派兵在雅加达登陆,以恢复对印尼的殖民统治。此后,英军为集中恢复对马来亚和缅甸的殖民统治,遂将其占领区交给荷兰。在泗水被移交荷兰殖民政府后,荷兰军队攻占了李文正的家乡玛琅。

  李文正与玛琅附近一支印尼军队主帅相识,为此参与了一些任务,有时奉命侦查荷兰军营,有时帮军队到泗水购买药品。同时,他参加了印尼华人领袖萧玉灿领导的华人学生示威游行运动。此次游行遭到荷兰军队的攻击,超过百人被送进监牢,李文正侥幸逃脱,离开印尼远赴南京。

  在亲戚的介绍下,李文正在南京拜会了国民党国防部第五厅中将厅长吴鹤云,通过吴的帮助,李文正经笔试、面试,如愿考进国立中央大学学习哲学。当时,中央大学刚从重庆迁回南京。战争逼近,治安失控,新街口每天都有难民饿死。加上国民政府经济失控,南京城已陷入混乱,中央大学教师学生纷纷离校,几近停课。

  无奈之下,李文正想方设法到达香港,想要返回印尼。在香港等候签证期间,闲来无事,他便读起了《资本论》,当时,他已认定世界上一切祸害都源于帝国主义,只有共产党可以拯救世界。在一些同学的怂恿下,他决定和他们一道经天津去延安,并写信向恋人李丽梅告别。准备好船票,出发前,他收到李丽梅的回信,爱人的思恋动摇了他的革命意志。上船前,他请同学先走一步,他想要再想想。那天,香港海上气旋警告已挂起三号风球,船开半个小时,便已升级为八号风球。狂风暴雨席卷而来,一些船只甚至被卷上岸。

  在次日的报纸上,李文正看到,那艘驶往天津的客船因船上化学物品撞击,起火爆炸,乘客无一幸免。

  爱人李丽梅与李文正相伴至今,但一开始,二人婚事并不为双方家长所支持。李文正的父亲为他看好的是陈姓同乡的女儿,李丽梅的母亲则因为李文正参加过印尼独立革命视其为极端分子、危险人物。

  李丽梅的母亲精明、能干且在当地颇有威望,虽寡居多年,却在最繁华的街道经营着最大的一家商店。李文正和这位准岳母甫一见面,不提婚事,却直陈商店格局不合理,仅仅利用了五分之一的面积,太过浪费。准岳母傲气反问,“干你何事!”李文正不气不急,东张西望,自言自语直说可惜。

  李丽梅的母亲忍不住,反问他该如何经营。李文正将自己的想法从容道来。他分析,商店为供应商与消费者的中介体,物资供过于求时,供应商需要中介体销售货物,商店地位应更为主动,可采取寄卖抽成形式经营。他指指点点,又谈及商品的布局规划。准岳母听后笑容渐露,邀他共进晚餐并在家留宿。第二天临走时,李文正向准岳母提亲,并发誓会让李丽梅幸福。准岳母提出条件,必须在店里帮忙3年,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他不敢告诉父亲,也不提婚事,只是每日讨好父亲,以退为进,终得到父亲的祝福。他谎称与朋友合作开冰店,实则到岳母家帮忙,兑现承诺。

  1950年,刚刚回到印尼,李文正的商业才干便已逐渐显露。

  他走遍印尼爪哇岛,看寻常人家何以为生。从外南梦开始,他沿着铁路考察沿途市镇,知道爪哇岛人大部分是福建兴化人,便用兴化方言与他们交谈,晚上就寄宿在商贾店里。他用了6个月时间,完成计划,发现全国各地的贸易和商业活动最终都归于首都雅加达。

  在岳母店里帮忙三年期满,李文正来到雅加达。父亲劝他不要只身犯险,让他帮忙家里的生意,他则坚持“花盆里的树长不大”。

  他先是找到在新加坡的亲戚,在其帮助下,做了两次小件商品进出口贸易,赚到第一桶金20万新币。随后,他发现从棉兰寄货到首都雅加达非常不方便,且运费很贵,便想到经营航运。

  他买了一艘90吨的木船,起初没人租用,只能闲置。他找到汪大均,汪大均向他介绍了许乃昌,自此业务打开,很快生意就多到无法应付。一年半后,李文正的航运业务便从1条船发展成17条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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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为了回来

  李文正生于印尼爪哇,5个月大时,被父母带回老家福建莆田新店村,探望生病的祖父。不久,祖父病逝,李文正与母亲留下来陪了祖母6年。

  他记得祖母带他去一座寺庙,意味深长地说了句,“孩子,出去是为了回来。”

  1984年,邓小平与撒切尔北京会晤,谈判香港回归问题,很多港人自危前途,纷纷抛售产业移民北美。李文正看准商机,人退我进,成功收购香港华人银行。两年后,这家银行总资产从6亿增加到40亿港币,而李文正收购时出资仅3亿港币。

  香港是力宝全球化的重要一站。从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开始,李文正便认定,中国必将崛起,连同东亚与东南亚经济复兴,太平洋将取代大西洋,成为世界经济中心。

  但此次香港收购是成是败,李文正并无十足把握,他担心香港政治动荡。为此,他要找一匹“红马”。经人引荐,他与华润集团前董事长朱友兰结识,朱友兰同意参股华人银行50%股份,从而使得这家银行成了“粉红色”的中国企业。

  这是李文正衣锦之后首次尝试北望家族故国。

  1986年,印尼与中国关系缓和,接洽商议两国直接通商,而银行之间的通汇议题成为关键。这一年,李文正以中亚银行董事总经理身份来到北京,与中国银行行长签署《通汇协议》。

  到京第二天,李文正受邀到人民大会堂赴宴,向他发出邀请的是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叶飞上将。席间,被问及对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看法,李文正一连说了5个“扭曲”:物资价值与物资价格扭曲;物资价格与劳动力价值扭曲;脑力劳动价值和体力劳动价值扭曲;人民币价值与人民币价格扭曲。最重的一点是,法律与人性的背离。

  李文正回忆,叶飞听后突然神情严肃。他后悔失言,提心吊胆一夜未能安眠。次日清晨,叶飞助理上门邀请见面,李文正不知去往何处,又无法推辞,只能跟着上车。一路上他都在担心自己是不是要被直接送去公安局,没想到,他被带到了北京大学。见了一群戴眼镜学者模样的人,李文正放下悬着的心,将5个扭曲又讲了一遍。

  北京之行后,1990年,李文正终于回到莆田老家。这一次,他联合多家公司,在福建建立湄洲湾发电厂。“那个时候陈光毅(时任福建省委书记)、贾庆林(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他们说要在莆田搞一个工业区。”李文正说,“要有水和电,否则没法做。所以我要搞一个发电厂,投资22亿美元,(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推动把它做成,这是回馈。”

  1980年,李文正身在香港,莆田一中校长林文豪找到他,谈及建设莆田,李文正提议先建莆田大学。他发动捐助,捐建20栋大楼,自己也认捐了一栋,莆田学院宣告成立。2000年前后,李文正又到北京,拜会时任教育部部长陈至立,成功推动莆田学院升级为本科大学。

  李文正在大陆最近的一次慈善活动在北京举行。4月22日,清华大学举行“李文正图书馆”落成典礼,这天,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李文正自传》也正式发布。第二天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李文正从老子哲学谈到纳米技术和数码科技,他已87岁,仍不愿落后于时代。商业上,他善于破旧立新,敢于冒险。慈善上,他关心教育,表现却很传统谨慎,大多是为学校捐建大楼。除了莆田学院和清华大学,他也曾为母校东南大学(前身为“国立中央大学”)捐建两栋大楼。

  爱国华侨陈嘉庚曾对祖国倾力相助,东南亚很多华人都是陈嘉庚所捐建的厦门大学的校友,李文正也想有所表达。他思考过厦门的地理位置和未来发展后,为厦门大学捐助了一栋“李文正医学院教学大楼”,并引入师资。自此,厦门大学医学院宣告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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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教育!

  被推选为国立印尼大学首任校务委员会主席,李文正说自己“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战争”。

  印尼大学是印尼的最高学府,当时资金均为各系自筹,因此校内派别林立,系与系各自“宣示主权”,学校管理已经走向失控。2002年,印尼政府启动对印尼大学的改革,将管理权交给具独立法人资格的校务委员会。校务委员会成员由师生选举产生,李文正任期五年。

  刚一上任,李文正就被出了难题。他用了20天时间才看完校长交给他的整整四册“未来25年教育方案”。看到中间忘掉开头,看到结尾忘掉中间,合上书,就全忘了。他向校委会提出“两页纸”工作方案,一页推动会计信息化,另一页推动信息科技、生命科技和纳米科技的研究教学。

  李文正认为,印尼大学要建立信息化工作流程,而会计工作不明朗,应该公开,并提出将学校往来款项都交给印尼国家银行代收,直接进入相关学院账户。每天检查核对财务收支情况,建立责任人制度。

  他提出一系列改革目标,遭到几十个系的强烈对抗。李文正要消解对抗情绪,只能一个接一个去做说服工作。

  政治社会学院是印尼大学最大的学院,有学生6000多人,影响力最大,是李文正首先要解决掉的目标。他找到该学院最强势的人,先与其交朋友,和他谈天,不轻不重地聊学校的未来,以及改革带来的切实好处。他的说服工作起了作用。参与者尝到改革甜头,一改激烈反对态度,纷纷表示支持。“改到十几个系的时候,样板效应不再继续起作用,这时候就要用行政手段了,必须改革!”李文正说。

  他要做的是一套样板,不仅要推动学院改革,还要让学院影响整个印尼大学改革。

  接着,他着手研究校园建设,提出重建旧校园,让印尼30家大企业各捐一栋大楼,以捐助者名字命名。他还打算在冼都建立印尼大学第三校园,在德普建立医学院、医院和酒店,希望此举能让印尼大学有新的硬件设施,同时保证足够的研究资金储备。

  他信心满满,也得到了校务委员会的多数支持,但其中一位法律专家委员和校内一位建筑工程教授都表示反对。另有学生提出环保、文化遗产保护和反对教育商业化等诉求抗议。在琐碎的法律程序和渐起的学生运动中,校园改建方案宣告流产。

  李文正对教育一贯看重,他说,他的很多玛琅同学几十年来止步不前,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得到良好的教育。“我到南京去,我的事业就更广阔,想法就会不一样,这是教育带来的分别。”

  李文正的儿孙一辈均在国外接受高等教育,有人进入家族企业,也有人在大学做教授,涉足电影、传媒、投资等多个行业。

  在公开场合,李文正提及最多的是儿子李白。李白不但具备出色的商业才能,在亚洲金融风暴中成功应对了诸多难题,多年来也一直在低调做慈善。继希望之光大学和希望之光中小学之后,在李文正的支持下,李白已经在印尼偏远地区建立免费希望小学超过50所。于家族而言,李文正似乎也更仰赖这位次子。长子李青与三子李棕的儿子,李文正都交给李白培育。

  李丽梅对家人、子女管教颇为严厉,李文正充满爱意地称之为“正气凛然的家族中心”。

  在银行业工作时,客户送给他四根金条,他欣喜地带回家,被李丽梅冷脸“劝诫”一番,让其退回。

  李丽梅的坚守,有时则表现为守旧。当李文正谈论纳米科技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念头还在李丽梅脑子里转。她立下家规,族中女性婚后要生六胎,至少生四胎。长女李红诞下三胎后,有8年不敢再生。李丽梅带她到日本、新加坡寻访名医,或是上天慈悲,李红又诞下一子。

  李文正家族现有96人,年底之前还会增加四位新成员,届时,这个家族将成为百口之家。或许未来某时,某个孩子也会跑来向他问起,“那家店是卖什么的?”一如七十多年前那个稚子李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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