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企业奖主办方彭艳妮:我如何看摩拜入围
2017-06-09 10:40:32  来源:《中国慈善家》2017年5月刊   作者:袁治军 撰文

原标题:彭艳妮:社会企业的三重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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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艳妮: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轮值主席/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残友集团的郑卫宁曾经在某次和公益圈友人聊天时提到,国际上社会企业方面的会议规模都很大,但国内的相对来说活动比较少,内容也单一,应该发起一个中国的社会企业论坛。

  他的倡议很快得到了回应。2014年,17家机构联合发起创立了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下简称“社企论坛”),旨在促进跨界交流、推动行业发展及构建良好的外部环境。2016年,社企论坛经过筹备,发起了首届“中国社会企业奖”的评奖活动。2017年3月,伴随着入围企业的名单公布,各界争论之声纷至沓来。

  “我们预料到了这份入围名单公布后可能会引起争论,”社企论坛轮值主席彭艳妮说,“但换个角度看,这种争论本身,就是对社会企业概念的一次普及和宣传。”

  为什么摩拜的入围会引起争论?

  作为共享经济领域的佼佼者,摩拜单车此次主动申报了“互联网+”和“环境、能源及生态农业领域”这两个行业的社会企业奖,经过评审,它在这两个行业的评选中都顺利入围,榜上有名。

  对于这个结果,有人鼓掌,有人质疑。

  鼓掌者认为摩拜单车当之无愧,它利用互联网思维解决了交通出行中“最后一公里”这个社会难题;同时,它也切实降低了碳排放,对环境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还解决了“黑车、黑摩的”的痼疾。

  质疑者则认为,摩拜单车虽然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社会问题,但它同时又产生了城市管理成本上升、人行道堵塞等新问题,更何况作为一家多轮融资企业,它天然的使命应该是先为“投资人利益”负责,而后才能谈及“社会责任”。

  为什么摩拜会引起截然相反的两种争论?这种争论的本质又是什么?对此,彭艳妮认为,争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各方价值驱动的不同。

  “虽然每一方的出发点都是希望这个社会变得更加美好,但各方所信奉的让这个社会变好的方式不同,他们都有明确的原则,这些原则是不可动摇的。他们坚信自己的方法是对的,这是争论引起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具体到摩拜单车,它之所以会引起各方热议,源于大家看待摩拜单车的出发点不同。有人看到摩拜单车社会属性的一面,有人看到摩拜单车商业属性的一面。虽然关于社会企业的认定,就是“以商业的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但是摩拜单车在“商业手段”和“解决社会问题”这两者的侧重比辨识度上,显然不如以“中和农信”、“绿康医院”为代表的其它入围企业来得直接明了,通俗易懂。

  摩拜为什么能入围社会企业奖?

  据彭艳妮介绍,摩拜单车入围此次社会企业奖的一个先决条件,是它提交了申请。这种申请行为本身,意味着摩拜单车对社会企业理念的认可,因此,即使摩拜单车最终在今年的评比中榜上有名,也不意味着其它所有共享单车都天然获得了社会企业的身份。

  “我们此次评比是面向全社会的开放式申请,如果别的企业没有申请的意愿,那也许是因为企业本身对自己的理解和定位就不是社会企业,又或者对社会企业是什么还不清楚,所以,不能将摩拜单车与整个共享经济等同起来。”

  在达到先决条件后,摩拜单车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一套严密的评审标准。这套评审标准覆盖了社会使命、社会影响力、商业模式、创新力、核心团队及人力资源、可持续发展等6个层面19个指标。经过评委们讨论,最终,他们给摩拜单车出具了这样一份评语——

  摩拜单车是一家科技创新企业,全球首个无桩智能共享单车项目。通过移动互联网技术连接智能手机APP和自行车,让用户以负担得起的价格随时随地使用单车,解决人们短途出行的需求。基于技术、运营和商业模式的多重创新,不仅为用户创造了便利,也让用户真切体验到技术创新对健康环保生活方式和城市文明建设的推动……解决城市短途出行的需求,是摩拜单车的外在表现形式,而缓解交通拥堵、减少碳排放、解决城市雾霾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是摩拜希望能够为城市、为社会、为国家及地球环境所带来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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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企业的三重底线

  虽然关于摩拜单车是否应入围本届“社会企业奖”的争论还在持续,但彭艳妮表示这并不会对最终的评选结果产生影响。她指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只要摩拜单车达到了世界公认的社会企业所应遵守的标准,那么它就具备获奖的资格。这个公认的标准,也被称为三重底线,它们分别是:社会使命底线、财务底线,以及环境底线。

  社会使命底线,是指企业并不以赚取最大利润为目标,而是以解决某种社会问题为己任。这是判定一家企业是社会企业还是一般企业的区别所在。当然,这并不容易,彭艳妮坦承,企业可以包装自己,平时并不容易看出来。因此,要在这个标准上对企业进行判定,只能看它一些关键时候的抉择和动作。

  为了更好地解释什么是关键时候的抉择和动作,彭艳妮援引了一则残友集团的案例。受制于原有的规模限制,残友集团无法为更多的残疾人提供工作岗位,这时候,有投资人找上门来,表示愿意给残友投入资金,扩大生产规模,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降低残疾人在员工比例中的份额。残友最终拒绝了这笔投资,因为他们的初衷,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残疾人获得工作的机会,而不是在市场上获得数目可观的投资。

  财务底线,是指社会企业在商业模式上必须是盈利的,有可持续发展的保证,而不能依赖社会捐助和政府投入生存。这一条底线,是区别社会企业和传统公益机构的保证。彭艳妮表示,国内有许多公益组织也在尝试用商业的手段来运营机构,但由于没有做企业的经验,所以效果并不理想。“他们的产品在市场上并不具备竞争力,大家也许会基于爱心去购买,但作为消费者,那就另当别论了。”

  在实现财务底线保证方面,湖南大三湘茶油股份有限公司可为一鉴。这家企业自2008年成立以来,以带动千万农民脱贫致富为己任,在油茶种植中结合发展林下种养殖业,不但有效带动了46000余户农民增收,同时,其会员销售的模式也砍去了中间商成本,使消费者以实惠的价格购买茶油等产品,最终实现了其市场交易的经营性收入占比100%,保证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态势。

  环境底线,是指社会企业在从事生产活动和商业行为时,要保证对生态环境是善意的、友好的,而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去发展企业。如果没有这一条底线,那么不论企业有多么崇高的社会使命感,不论其商业模式有多么好的可持续发展性,最终都与社会企业创立的初衷南辕北辙。

  在入围本次社会企业奖的候选名单中,北京维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将环保与可持续农业发展做出了新高度。维喜农业推广以沙漠节水小米为主的节水、可持续的环境友好型农产品,在阿拉善地区累计种植节水农作物10294亩,节约用水累计超过380万吨,预计至2020年,这一工程将为阿拉善地区减少使用地下水1500万吨,最终实现绿洲地下水的采补平衡。

  中国社会企业,在探索中前行

  2004年,随着英国的4位社会企业家到中国与国内的NGO公益组织交流,社会企业的概念首次在国内登陆;

  2007年,彭艳妮所在的英国大使馆文化交流处(BC)开始策划社会企业项目,在中国开展了社会企业家的技能培训项目;

  2011年,在BC的推荐下,残友集团的郑卫宁成为第一位获得“国际社会企业家”荣誉的中国人;

  2014年,由17家机构发起的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正式成立,许多公益组织开始思考并投身转型为社会企业的探索中;与此同时,关于社会企业究竟是什么的讨论也在更广泛的区域内展开……

  “社会企业不是一种法人形式,它是一种做事的方法,或者说是一种思维模式。”彭艳妮说,“因此,关于社会企业到底是什么,不要说在国内,即便放眼全世界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它是一个多元的概念。”

  即便如此,中国社会企业在发展的道路上,依然滞后于其它地区,这种滞后首先在政策的层面体现出来——

  在欧盟地区,政府会根据需要推进的事业来为社会企业制定相关的优惠政策;在韩国,当地政府大力支持社会企业的发展,尽管韩国政府将给予支持的范围划得很小,只与就业和救助弱势群体挂钩;在美国,虽然没有专门针对社会企业的政策,但在他们的法律体系中有专门针对B-Corp(共益企业)类型的认证;在英国,政府会根据社会企业的法人形式来给予不同的政策区分:如果社会企业的法人主体是慈善机构,那么这家社会企业就会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如果法人主体是一般企业,那么就没有相关的税收优惠,但是社会企业的身份可以更加方便地帮助他们去开展投、融资……

  对比国内,一些地方政府在政策中虽然会提到要支持社会企业,但并没有对社会企业这个概念进行阐述。例如在2011年出台的《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全面推进社会建设的意见》中,就曾出现了“积极扶持社会企业发展,大力发展社会服务业”的表述,这是全国范围内在政府文件中第一次提到“社会企业”这个词汇;2016年11月公布的《北京市“十三五”时期社会治理规划》,进一步明确了“大力推动以服务民生和开展公益为重点的社会企业发展”的方向—即便如此,针对社会企业的相关政策,截至目前依然缺失。

  ……

  美国作家皮特·巴恩斯(Peter Barnes)在他的《资本主义3.0》一书中表达了他的忧患,他认为,如果继续沿用现行的不惜代价追求利润的资本主义运行方式,那么将导致进一步的环境破坏,不平等加剧以及社会不可持续发展,因此,他建议的资本主义的3.0方式是“公共权益部门”,一种介于企业和公益之间的解决方案。从这一点上来说,摩拜单车,也许是个不错的开始。

  “至少在社会企业的光谱中,有摩拜单车这样一个案例,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彭艳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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