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平基金会沈东曙:我为何看好共益企业的未来?
2017-10-25 10:06:00  来源:《中国慈善家》2017年9月刊   作者:袁治军 撰文

原标题:沈东曙:共益企业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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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东曙 乐平基金会秘书长

  过去10多年里,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一直致力于对推动社会创新与社会企业发展进行比较研究,2012年,“共益企业”的概念进入其视线。此后4年,以秘书长沈东曙为代表,乐平基金会反复研讨、考察共益企业的概念与认证标准,并在2016年正式开启了共益企业在国内的认证推广之路。

  乐平基金会认为,共益企业“能让企业拥有多元化的价值观,实际解决社会问题,并保持不断激发企业家精神的内在活力。”

  “中国的社会创新领域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越来越多多元背景和视角的人参与其中……这亟需构建参与主体彼此身份认同的识别体系。共益企业身份将引导更多的市场力量参与社会创新,并在这种参与中实现更高的经济与社会价值。”在《改变潮水的方向》一文中,沈东曙如是说。

  共益企业提出了一套有生命力的评测标准

  《中国慈善家》:乐平基金会看好共益企业的未来的根据是什么?

  沈东曙:我们最早接触共益企业的概念是在2012年,在那之前,我们对全球的社会企业运动有很多观察——首先,企业家们在想什么,他们对CSR(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公民的身份是什么态度;其次,这些社企运动在不同国家、地区的反应如何;第三,NGO组织的弊病都有哪些。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了解到在美国有一群人在做B Corp(共益企业),于是我们从那时起每年都去考察它,看它是否具有前瞻性,是否能活下来。后来我们认定它的探索性和可行性比较平衡,我个人感觉共益企业的理念是最先进、最有效的——比如刚刚在厦门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它和之前的G7、G20对比,是一种新兴的国际力量格局,它是对原有国际基本制度和对话力量格局的改变——共益企业的出现也是一样,它提出了一套动态、交互的评测标准,这是非常难得的。

  举个例子,如果现在给大家一个考题,每个人给幸福婚姻定个标准,根据大家的标准求个均值,我们按照这个标准找丈夫找妻子,这种方法能够保证未来吗?不可能。婚姻的难点在于和对方保持一种动态的交互的关系,你还能够成长。我想用这个例子来阐明,为什么我热爱这套共益企业的标准,因为它是有生命的东西,能够生长的东西。

  《中国慈善家》:我们该如何理解“共益企业的评测标准是动态的、有生命的”这句话?

  沈东曙:所谓动态的、有生命的,是指它(共益企业)能在各个国家、地区适应本地文化、价值观、审美、环境等一系列客观条件,它具有本地属性。

  我经常跟商学院、工管学院的学生讲,去研究一下现代教育是什么。现代教育的基本责任是让大家能够和平相处,彼此理解。回望150年前到二三十年前,一个很明显的特征是西方的民权运动不断向其他地方扩散,但是很多东西都不是与价值观相关的,包括它的表现形式。比如女孩子的裙子越来越短,衣服布料越来越少,我们觉得这是一种人权,是可以的,但是几年前法国突然通过了一个法律,说有些女孩子想浑身包起来去游泳是不对的,需要禁止,这就走到问题的另一端了。穆斯林妇女穿得严严实实地去游泳,怎么就不行?

  任何一件事情到了具体操作的时候,那些抽象的文化价值观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共益企业就是要去讨论,在不同文化层面下如何去做对社会、对利益相关方有益的企业,它后面包含着对本地文化的尊重。

  共益企业的趋势是要越来越本地化,共益企业的评测标准保证了本地化的可行性——我觉得非常好,这也是共益企业最终能形成全球化运动的保证。同时,它也让我们重新理解了全球化。虽然共益企业的发源地在美国,但它有强大的文化适应性,它因此获得了很强的在全球推广的能力。如果它始终采取一种总部分控底下的方式,共益企业概念的生命力是不长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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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共益企业”的概念进入乐平基金会视线。此后4年,该基金会反复研讨、考察共益企业的概念与认证标准,并在2016年正式开启了共益企业在国内的认证推广之路。

  企业家精神是共益企业的核心

  《中国慈善家》:共益企业所提倡的“好企业”概念追求对员工的友好以及对社区的友好,它和曾经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在理念上似乎一样,例如建立厂办学校、厂办医院等,那么共益企业会否重蹈曾经国有企业的覆辙?

  沈东曙:共益企业和国有企业有本质的区别。国有企业的特征是没有企业家精神,它提供的是公共性、垄断性的服务。用垄断资源做竞争性生意,不需要什么创新,也不需要太多的企业家精神,因为你的资源和别人不成比例,这就好像普通人不能去跟泰森打拳一样。

  共益企业的核心是一批对社会特别有关怀、要改革原来市场经济制度的企业家,他们有企业家的才华、能力与精神。这是共益企业区别于其它企业最核心的地方——它和从NGO转型过来的也不一样,NGO的很多领导是从某个社会议题开始关注,是从情怀出发,而不是从能力出发。比如NGO领导关心男女平等的社会问题,但他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而企业家则不同,他本身是有创新精神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他之前没有接触到男女平等这个问题,当他接触到的时候,他能迅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并付诸行动。

  《中国慈善家》:你强调企业家精神是共益企业的核心,那么企业家精神到底是什么?

  沈东曙:我们是在经济学的基本意义上说企业家,或者也可以把他称为创新者——企业家是追求结果的创新者,企业家精神是指对好的结果负责的创新者精神。

  企业家主要处理不确定性事件,他要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去实现目标,把不确定变成确定,并对结果负责。他可以是一个大学校长,也可以是一个医院院长,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部长也可以。当然在不同情景下,应用企业家精神的条件有所不同,一般在公司化制度里面更容易,因为那种制度最能够让他发挥。如果是一人一票的制度,那么企业家本身要花很大的精力去说服投票者,但在一个股份制中,他可以自己争取足够强的投票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国企领导都不是企业家,因为他们是被任命的。

  但是在中国,我们经常把企业家和成功的商人挂钩,而商业本身又时常和欺诈相关,因此企业家形象在国内变成一种极端形象,一种财富上成功人士的形象,为了目的无所不用其极的形象,这是对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的误读。

  《中国慈善家》:你说国企领导不是企业家,能为我们举两个企业家的例子吗?

  沈东曙:国内就有很多,任正非、马云、马化腾,他们都是。我个人更喜欢顺丰的王卫,他们都在做创新的事情。从创新这一点上来说,过去的柳传志、张瑞敏等也是非常好的企业家。

  企业家最重要的能力就是他能够在有限的资源中尽量把握,实现目标。哪怕你只是一个超市的负责人,但你把超市做得很好,也是企业家。至于规模上的成功,那是运气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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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23日,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和香港社会创业论坛,携手仁人学社、社会创新合作伙伴,共同举办了“两岸四地共益企业前瞻论坛”。

  国内发展共益企业的时机已经成熟

  《中国慈善家》:共益企业到底是什么?我们该如何界定它?

  沈东曙:首先我们谈论的共益企业其实包含两类,一类是B Corp,就是在各个地方通过了立法,企业本身有使命并从事具体社会问题解决的企业,它能够得到某种利益上的帮助,或者股东更少干涉它在运营和实现社会目标之间的平衡;还有一类就是经过共益实验室认证的企业,它更激进、更组织化、网络化、全球化。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其实我们面对的是三类企业,一类是法律概念上的企业,在中国只被理解为商业企业;一类是有社会目的的企业,我们更多把它当成从第三部门转变过来的企业;还有一类就是共益企业。它们互相都有交集,为了讨论方便,我们先做这样的区分。

  这三类企业其实都在讨论两件事,一个是社会价值问题,一个是效率问题。

  纯粹的自由市场论者会说,这个世界信息对称,而且市场充分竞争,这个时候任何一个企业都在解决一种社会需求,社会需求本身就是一种社会问题,那么只要有企业就行了,所有问题都能解决了。

  但传统的第三部门则认为,自由市场论者的观点不对,因为市场不是那么信息透明,竞争也不是很充分,所以一方面对企业做一些限制,防止垄断,一方面应该有第三部门补充一些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部分。这种理论也流行了很长时间,所以诞生了很多NGO组织。当然有人会说NGO不是在企业之后出现的,例如当年教堂附近就有很多非政府的社会服务组织,从时间次序上来说不对。我认为这种逻辑其实是知识分子的妄想,实际情况就是市场和政府双双失灵导致第三部门出现。

  不论是作为第二部门的企业还是作为第三部门的NGO机构,它们诞生后都在不断改进,第二部门在努力向社会价值方向靠拢,第三部门则在向效率层面改进,这是一个相互往中间跑的过程,这个中间地带越来越大,最终跑出来一个在国外被称为“第四部门”的地带—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部门,而是政府、企业、NGO多方共同努力,最终创造出来的一个更加复合型的组织,共益企业,就在这个中间地带。有人认为共益企业处于第二部门的延长线上,但从创新的角度来说,我认为不用急于去定义它是第二部门的延伸或者是新的第四部门。为什么?道理很简单,毕加索的画今天我们还在看,但毕加索画的评论家今天谁还记得?所以我们更多地是需要去看,看它的发展前景。

  共益企业最大的风险是它的实验周期比较漫长,它能否在各个地区找到好的合作伙伴,它的商业模式怎么维持,我们从2012年就开始看,到目前为止,我们认为它走得非常好。

  《中国慈善家》:你曾说在国内推进共益企业发展的时机已经成熟,你是基于哪些因素考量作出这样的判断的?

  沈东曙:首先从国际环境来说,美国特朗普总统上台,英国脱欧,这使去西方中心的全球化发展处在了非常好的环境中。

  第二,从国内需求来说,民众越来越追求有效率的、有社会关怀的载体出现。如今民智已开,你会发现如今公关公司很难做,过去公关公司控制信息,它能把一间坏公司说成好公司,但是今天不行了,任何一点企业的负面消息都无所遁形;从消费层面来说,我们也从过去的极少有消费选择变为了需要拉动消费,这让好公司成为了稀缺资源,消费者愿意买单,投资人愿意投资。

  第三,企业家资源的供给充分。中国大量的民营企业诞生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批企业家本身非常开放、有魄力,他们的孩子如今也已长大,拥有全球化视野,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你让这些孩子去继承父业他们有压力,也不太愿意去做,但如果让他们去开创新事业,他们是愿意的。例如一家轴承厂,年轻人是没有兴趣的,但如果要把这家轴承厂改造为超级环保、节约能源的轴承厂,把供应链都管理起来,成为对环境、对社会友好的企业,这对年轻人来说非常有吸引力。

  第四,共益企业的门槛不高,它要求的是理念领先,不像大型企业,转身很难,牵一发而动全身。

  最后,从共益企业发展的本身来看,国外的实验已经到了一个相对成熟的初级阶段,我们国家的政策也鼓励这样的正向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

  《中国慈善家》:有人认为共益企业的认证只是一种营销手段,你怎么看?

  沈东曙:我同意对手段的强调,对方法论的强调,但这种问题的提出本身有什么意义呢?我不明白。

  共益企业的认证只是一种措施,企业并不会因为自己进行了认证,从此就走向了坦途。共益企业更多强调的是技术、管理以及营销的创新。有时候,只有好的手段才能带来好的进程,好的进程才能带来好的结果。

  《中国慈善家》:有人对认证共益企业需要收费表示不解。

  沈东曙:共益企业的认证费用大约在两年500美元,换算成人民币每年不到2000元,大家对它产生收入上的怀疑,恰恰应该从道德层面来讲。你应该想,他做了这些工作,一定是默默付出了,换做是我,我反而会担心他们是否能活下去,如果这些费用不足以支撑他们的运营,那么将来这套体系是否会崩溃?

  站在我的角度,我更觉得他们现在的收费模式是有问题的,共益企业目前的收费标准,能够减轻人们对它是一个暴利型认证组织的担心,但是它真正的商业模式其实并未建立,其一半以上的收入来自基金会捐助,我认为应该提高它的收费比例。另外,随着它现在提供的服务越来越多,它更加危险,因为向它提出咨询是免费的,而被认证通过的企业只占到全部申请的10%,它的收入其实根本覆盖不了它的运营成本,这也是为什么共益企业在2006年出现,我们直到2011年才开始比较认真地观察它的原因。我们觉得它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有人认为它的商业模式不错,有利润,但我们认为它的商业模式是不健康的,它其实更像一个NGO。

  十年之内,非北美市场的共益企业会两倍甚至多倍于北美市场

  《中国慈善家》:共益企业提出了非常宽泛的一个认证标准,从80分到200分,那么这里面是否有一些硬性指标,类似一票否决制的标准?

  沈东曙:我觉得客观上是有的,但是他们现在还没有讲清楚。这其实也是他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并不是讲不清楚,而是为什么不讲那么清楚?

  一票否决制的使用要很慎重,因为在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地域中,它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会在将来和共益实验室重新讨论。事实上,我们之前也问过类似的问题,他们也在不停地找这个平衡点。从认证结果来看,那些经过认证的公司,误判率还是很低的。

  对于共益企业目前的认证体系来说,它是不完美的,有些解释也是比较勉强的,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看它发展的动能、上升的曲线,我们不是要看它现在有多好,而是看它的未来。你现在要挑剔它,有无穷无尽可以挑剔的地方,比如它连自己的生存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对不对?

  《中国慈善家》:从2006年共益企业诞生至今,虽然在全球50多个国家有了2000多家认证企业,但放在整个商业领域来说,似乎体量仍然非常小。

  沈东曙:这个比较难回答。我从一个简单的、不完全针对你的问题的角度来讲,会比较好说明这个问题。乐平引进了很多东西,我们都是从中国以及中国所处的位置来考虑的,我们不是考虑美国人的想法。所以我个人认为共益企业在新兴国家,也就是金砖国家,或者转型国家,或者说新兴经济体会有巨大的价值,现在2000多家企业,80%是在北美,我相信拉美经济体里的先进国家、亚洲经济体会比欧美走得快得多。

  我其实挺想跟共益实验室的创始人打个赌,就是在十年之内,非北美市场的共益企业会两倍,甚至多倍于北美市场。因为这些国家面临更多的价值观冲突,因此也拥有更多的创新动力和更强的自我改善渴望。

  《中国慈善家》:我们了解到乐平不但积极致力于共益企业在国内的推广,也投资了其中一家企业,能为我们介绍一下相关情况吗?

  沈东曙:乐平一直在不断地对国内的社会企业进行投资,我们现在更多地是去寻找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

  我们投资了众建筑这家企业,他们的跨界创新能力比较强,对于改进整个社会的公共问题、提高穷人的福利有很大帮助。另外,我们也觉得众建筑本身的设计思维,在中国所有的社会场景中都是有用的。它更像将方法论体现得淋漓尽致的一家公司,同时,他们有能力把这种方法论以视觉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我们投资它的主要理由。除此之外,我们两家机构在气质上也非常契合,双方对彼此的感觉都不错。

  对于回报,我们当然期望它在商业上至少是一个不亏的企业,另外,我们对他们提供的是复合型帮助,不仅仅是权益投资,还有捐赠及其他融资帮助。我们希望能帮助他们更好、快速地发展,让他们有更多的精力放在设计思维、创新思维和社会化的设计、对穷人的设计上,最终带动整个行业跨界思维和设计思维的进展。

  《中国慈善家》:乐平基金会也在积极促进投资机构对共益企业的关注,目前的进展如何?

  沈东曙:我们目前主要是在从事让不同的投资机构和商业机构来了解共益企业,暂时还谈不上马上要做什么,因为要大家在理念、方法论上先有一定共识后再聊才比较容易。我们目前在推动的就是请他们来参加论坛,加深了解。

  总的来说,我觉得商业投资基金其实是在讲资产配置,所以他们肯定很愿意先拿出1%到10%的比例来试水在社会领域的投资,也许将来会很大。在当前局面下,我们不需要去做很大的论证,我们只需要去说服10%的人就可以了,找到对的人,而不是取得大众的共识。

  《中国慈善家》:对于共益企业在国内的推广,乐平基金会在其中的自我定位是什么?和B Lab的合作又是怎样的?

  沈东曙:乐平基金会是共益企业概念在国内的引进人,然后是一个推动者。别人说你推进真的还是假的?好,那我们就投资一家企业来证明我们的诚意,我们入局了,也投入了资金在里面。在未来,我们会去发现更合适推动这项运动的人,然后和他们合作,让他们来继续推进这项运动的发展。从投资方面来说,我们也会继续进行资金投入,当然是要去挑选那些和我们的使命更加接近的企业。

  关于和B Lab的合作,我们双方也在不停探讨这个事情。我们目前在推动香港尽快与B Lab对接,使共益企业的概念与华语地区更接近。另外,我们也在组建专业团队,当国内认证企业数量达到10家左右的时候,鼓励他们继续推进共益企业在国内的认证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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