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丁立国:我追求的是赢得尊敬
2017-11-01 10:16:05  来源:《中国慈善家》2017年9月刊   作者:撰文:谢舒 题图摄影:夏高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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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立国 德龙钢铁集团董事长

  不仅仅是做环保项目,更是践行环保理念

  《中国慈善家》:钢铁行业特殊,一提到环保,矛头就指过来。如何面对社会的质疑和压力?

  丁立国:面对社会的非议,去抱怨、去争论都不如把事情做好,提升自己,通过做好自己影响别人,让事实去证明。最起码你心安。

  我们(德龙)从规模上不是老大,效益总量也不是最多,但我环保还是可以的。我们钢厂去年有160拨总共1000多人来参观学习,今年上半年已超过这个数量,实际上给这个领域开创了一个承担社会责任、治理环境的先河,我们当了先锋榜样,变成一个标准了。

  《中国慈善家》:什么时候开始对工厂进行绿色改造的?

  丁立国:2005年开始,2008年以后加大投入,大规模改造。

  《中国慈善家》:邢台市领导曾经勒令德龙钢铁要么改造,要么搬迁,大规模改造是出于这个原因吗?

  丁立国:这是大背景。邢台环保压力大,市领导对环保比别的地市更重视,标准更高、更严。我们原来已经在做治理,但领导要求拔高了,我们也加大了治理投入。有外部环境的压力,同时在推进的过程中又提升了自己的境界、追求,也坚定了信心。

  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我希望做到极致。我跟公司说,反正环保治理早做晚做都得做,早做了我们不单是达到排放要求,还赢得别人对我们的认可,晚做你还得做,那个时候你就背负着坏名声。所以环境治理要早做,往好了做,还要创新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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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慈善家》:怎么想到把工厂做成3A级景区的?

  丁立国:我们是先做到了,再被政府和社会所认可的。

  我们不止是做一个环保项目,更是在践行一种环保理念。如果单纯做环保项目,把污染物排放降到国家标准就可以了,但我们是一个整体的设计,水处理后能直接喝,原本达到工业用水就可以,但我把标准拔高;我不采用地下水,从很远的山区自己架管道,利用山区的地表水,这样我对地下水是一个保护;厂区的车都是LNG的,不烧柴油汽油,烧天然气;我们的沉渣经过回收,还能二次冶炼;我们自建电厂,用高炉煤气和烧结余热自己发电;从美国引进吸收重金属、改善土质的美国柳;我们还在园区做钢铁雕塑艺术——这些形成了一个整体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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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慈善家》:目前来看效果很好。

  丁立国:德龙邢台工厂已经成为一个标杆企业,环保上得到行业、社会的认可,获得了很多荣誉,很多政府领导都来参观,同行业、外行业企业也来学习。今年中美企业家峰会首届对话,马云希望我也去参加,我很谦卑,马云说谁让你钢铁做得这么好,你去最有说服力。这都是我们引以骄傲的,我说尊严是经过争取获得的。

  我们未来还会坚守这个方向,做永久性标杆企业。我们正在打造无烟工厂,未来连蒸汽都不冒了。我们就是不断地引进新东西,不断改造提升,推动绿色生产、清洁生产这个环保理念。

  《中国慈善家》:早期到国外学习考察绿色生产,有哪些借鉴?

  丁立国:我们去韩国、日本、德国、美国的工厂,包括非钢铁工业领域,比如汽车行业,不是把国外工厂照搬到德龙来,是吸收各企业的优点,先学习,再消化,再创新,形成自己的特色。现在他们有的我们有,我们有的他们不一定有。

  《中国慈善家》:德龙的环保治理成本达到多少?

  丁立国:2012年到2016年投入8亿多,加上早些年的投入,整个达10多个亿了。每年运行环保费用得花3个多亿,一次性投资很大,长期运行成本也高。

  单个项目也可以降低成本。比如过去煤气、蒸汽放散了,但现在可以发电自用;工业热水原来浪费了,现在回收供城市供暖,将来全部供的话可以供270万平米,可能收回几百万;以前废渣就随便倒掉了,现在我们把它磨成细粉添到水泥里等等。

  这样一举多得,减少浪费,减少环境污染,又增加了收入,社会效益大,也有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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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慈善家》2017年9月刊封面

  静定专精,反求诸己

  《中国慈善家》:你之前说过,你脑子里经常有一个影像,拼命跑,但是不知道往哪里去,忘了人生意义是什么。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思考这件事?

  丁立国:我在创业之前就有了。1989年,我大爷和叔叔,相继过世,一个50岁,一个30几岁,我突然想到,家里第二代已经走了,第三代是不是得有一个担当?我就有了一种责任,觉得我的人生不能这样混下去。之前我辍学上了班,1989年自费考上了河北矿业学院学机械。本来我也可以混沌混日子,这一次思考给了我人生的方向,造就了今天的一个小基础。

  2000年我出了一场车祸,那个时候我30岁,已经亿万身家,我躺在病床上就思考,赚钱是不是你的唯一?事业是不是你的唯一?工作是不是你的唯一?大商留名,小商留利,我的考虑就是在做事业的同时应该给社会留下些财富以外的东西。以前我公司的名字叫立国集团,那之后我就把名字改了叫德龙,从那以后一切有损公共利益的事不干了。

  《中国慈善家》:以前也干过?

  丁立国:早期都会有。那次之后洗心革面,变了个人,公司也变了气质,越来越规矩、规范。我把自己定位为潜水艇,停在水下的,我们沉在水下干阳光的事,做好自己。

  《中国慈善家》:2008年濒临破产,给你带来什么改变?

  丁立国:2008年我38岁,金融危机差点破产,日子很艰难。我就考虑,是不是一路高歌猛进,始终是在一个奔跑的状态,我自己不能驾驭了?公司会不会出问题?我就开始做减法,削减业务,追求小而精,小而美,自己也变得更内敛,更沉静,就是内观,不去外求,静定专精、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把公司主业每一件事情,包括个人的方方面面,认真去修正、去修行。

  《中国慈善家》:给企业做减法的同时,也给自己做减法?

  丁立国:那时候开始考虑这个事情,2012年左右逐步辞去一些社会职务,包括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委、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委等,荣誉性的职务都退了,我就回归商业本质,回归公司,回归家庭,回归自我。我自己有句话叫不为名困,不为物累,不为情伤,多一点时间陪伴家人,多一点时间放在公司的运营上,实际上是回到小我小爱。自我修炼,这是一个特别痛苦的过程。

  《中国慈善家》:你讲过有一年和马云、郭广昌去日本考察,早上起来发现他们已经换好衣服在酒店练太极,你说对你触动很大?

  丁立国:这个事情有小十年了。那时候其实我已经有沉一沉的想法,我看广昌他们练太极,其实大家都到这个阶段了。从财富量级说他们肯定是大佬了,我还是小生意人,但从人生阶段来说大家是相同的,做事的理念是相同的。大家都到了一个内求的阶段,希望回归,归零,对修为自己有一个重新认识。

  《中国慈善家》:放慢步伐、做完减法之后的德龙,现在有什么新的规划吗?

  丁立国:我们沉寂了将近七八年,之后重新上路,踏上征程,其实来自于过去这几年的苦修,把管理基础夯实了,把管理队伍磨炼了,对未来的发展方向和战略定位追求也更清晰了。

  现在又来到一个比较特殊的历史时期,像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带来很多技术性的突破,未来这个行业可能又需要上一个台阶,所以我们也会做一些新布局,包括钢铁领域,以及一些投资领域。我们去年搭建了自己的投资团队,将来可能围绕健康、教育、环保、人工智能这些领域做些投资,积蓄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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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老板,认识公司

  《中国慈善家》:2010年成立慈弘慈善基金会之前,你就已经做了不少慈善的事情,公司有专门的公益部门吗?

  丁立国:我们内部有团委、综合办对接社会资源,那个时候都散捐,因为我是全国工商联常委、团中央青联常委,遇到什么事情工商联说捐点,团中央说捐点,当地政府说捐点,都是由综合办、团委部门来负责。后来我们有自己的基金会以后散捐就少了,更专业些。

  《中国慈善家》:基金会成立之前德龙的慈善支出大概达到多少?

  丁立国:没有详细统计过,总额应该有六七千万,差不多。

  《中国慈善家》:因为之前捐钱没法评估效果,所以考虑成立基金会?

  丁立国:这是其中一个理由。主要还是想着把慈善做得专业化一些,通过自己的平台,计划性地、有序地做这件事情。

  《中国慈善家》:为什么专注教育救助领域?

  丁立国:我认为社会进步得通过教育去推动,去变革。贫困人口通过教育得到提升,改变人生,他再去帮助别人,才有可能让自己和社会长久脱贫,这是我一个很原始很朴素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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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排右一为慈弘基金会秘书长庄伟

  做慈善跟做企业一样,基金会也要专注,静定专精地做一件事情,通过庄伟(慈弘基金会秘书长)专业团队的定位,我们就很专注做教育救助。

  我们基金会在行业里面虽然说规模不大,但也小有名气,我们自己内心是很骄傲的,我自己也有信心,我不会担心捐的没有别人多,或者说撒的面不宽,别人会不认同,在全国几千家基金会里面,我们还算是有影响力的一家基金会。

  《中国慈善家》:作为基金会的理事,你都参与了哪些工作?

  丁立国:我是理事,我太太是理事长,我们会跟庄伟讨论基金会的定位、项目开创,也会参与项目落地的验收,经常跟庄伟走到我们资助的地区,人家,学校,村庄去看,其实每一次都是一种洗礼,蛮好玩的。所以有时间我都很乐意参与其中,因为我也有眼泪,需要有释放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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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慈善家》:过程中受到很多触动。

  丁立国:今天的社会很多人有抱怨,我有时候也感觉累,每天见很多人,说不同的话,同时你又不知道还有什么临时发生的事要处理。我经常激励自己,叫享受工作,在工作中修行,只有这样才能面对每天的重复。每天看似不一样,实际上就是重复,很疲惫,很枯燥的事情。

  但是那些乡村孩子没有太多东西,你跋山涉水去看他们,给他们送一本书,你唤醒了他对人生、对希望的一种期许,他们很感谢你,眼泪流下来那一刻其实是感动自己,是唤回自己。帮助别人就是对自己的帮助,唤回你人性原本的善和慈悲,找回珍惜和感恩。也会激励你,尽自己的能力帮助更多人。这让我看到自己能够创造多少价值出来,这是一个动力。

  《中国慈善家》:什么时候开始有意识在公司内部营造公益氛围?

  丁立国:也是这几年,我们基金会稍微做出点影响以后,慈善模式成熟了,就让德龙员工去基金会做志愿者轮岗,因为第一,基金会项目需要志愿者;第二,其实跟我一样,员工在这么一个社会环境中往往也会有一些不好的心态,让他们跟着慈善项目人员去山区看一看,懂得付出、珍惜和感恩,觉得拥有是莫大的幸福;第三,也让他们真正认识到老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认识到德龙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人有时候跑着跑着会忘记自己出发的目的,可能通过做慈善,可以唤回他们的初心,唤回他们的慈悲心,唤回他感恩那一面,让他们好好投入工作,这是个很好的事情。

  做志愿者我的孩子们也跟着去,我也是把慈善当作他们的训练场,他们有很多感触,年年都跟着,累得不行了,要爬山,下午三四点还吃不上饭,但是都挺高兴的。今年孩子的触动非常深,变化非常大,跟着我们一起讨论一些社会问题,我觉得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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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休后到基金会打工

  《中国慈善家》:曾经有人问你怎么从濒临破产走向成功,你回答三个字“狂而克”,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丁立国:狂而克不是我说的,古人说的。对狂而克的理解不能是字面意思,狂不是疯狂,是理想和追求,一个人不能放弃理想,不能放弃追求,无论是你得意时还是失意时;克就是你要理性面对,要克制自己,要有敬畏心,不管不顾是不行的。

  所以我说狂而克应该是所有成功人士的必备条件,你看马云、王健林、柳传志等等,一定是具备狂而克的气质,如果光是狂,可能会造成乐视这样的危机,或者光是克没有狂就一事无成,就安然过小日子了。过小日子不是不对,但人生还是需要有追求,你来一世,都是百年,你创造了什么?你为社会做了哪些贡献?社会是公平的,它一定会反哺你的。

  《中国慈善家》:你有佩服的人吗?

  丁立国:很多。今天的马云担当商业领袖的风范格局都具备了,让我很敬佩,老柳(柳传志)也是,陈东升也是,还包括艾路明(注:武汉当代集团董事长、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第一副会长)。艾路明穿得不讲究,不修边幅,但是是有大情怀的人,他现在所有时间,百分之七八十放到阿拉善,我认为这种人其实就是从小我到大我了。

  从财富量级角度我肯定跟马云他们没法比,但是我认为不要去攀比这些,而是攀比把每一件事情做到极致,把你所拥有的资源用好了,能够持续地创造财富、持续地在这个行业中争当榜样,起一个表率作用,这个可能是我们做企业的人应该担当的责任。

  《中国慈善家》:这几个人在商业上都获得了成功,都专注于公益慈善。

  丁立国:对,他们都承担社会责任,商业做得也很极致。

  《中国慈善家》:你接下来给自己安排的路也是这样?

  丁立国:肯定的。

  《中国慈善家》:你之前说,2021年创业30年之际要退休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现在还这么想吗?

  丁立国:现在看来退不了了,行业有新的机遇,我们也要有新的布局,但是我可能会像马云那样退到董事长,创业30年就退到董事长的位置,再坚持15年,创业45年的时候,我到66岁,那时候肯定要退休了,退休就到基金会给庄伟打工去。我说财富是我创造的,我希望在我这一生中花得有意义。

  《中国慈善家》:有一个具体的憧憬吗?

  丁立国:到创业45年的时候,我认为我们会在行业中成为最优秀的公司,成为世界上受人尊敬的公司。从财富上,做钢铁不可能成为最富有的人,我也没那么定位,我也不去追求那个,我要让后人知道,他的父辈、祖辈经过几十年的积淀,创造了自己的商业帝国,为这个社会做出了贡献,呈现了担当和责任。

  《中国慈善家》:庄伟说她特别佩服你的一点是,你真的是有一颗纯粹的做慈善的心。

  丁立国:我做慈善这一刻是没有任何功利心的,不为这个事去求名,这里面本身也没有利。我可能没有别人捐得多,因为我财富没他们多,但是我花的每一分钱我都希望是有价值、有意义的,能够让被捐助者感受到社会没有放弃他,唤起他对生活的希望。

  《中国慈善家》:庄伟对你说的两句话印象最深刻,一个是不要膨胀,一个是永远追求卓越。

  丁立国:我们要追求卓越,因为我们在有生之年能够创造价值,不是说创造财富,我认为这是追求卓越的根本;同时不要膨胀,知道自己是谁,来时知来处,去时知去处,人生就是这么一个历程,你膨胀了可能你既有的会失去,你未来也不会拥有,所以说还是要理性地谦卑地敬畏地去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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