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永锋:环保组织最大的价值是解决当前这个时代最核心的环境灾难
2017-11-17 10:03:00  来源:《中国慈善家》2017年10月刊   作者:王筱 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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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永锋:环保行动者发起人、千里马基金发起人

  直面环境伤害最惨烈的部分

  《中国慈善家》:你现在的工作覆盖哪些环保领域?

  冯永锋:这里的“我”,其实不是“我”,而是一个叫环保行动者协作中心的联合体。我在里面基本没做什么,都是一个个具体的环保行动者在做。据我的观察,目前除了气侯变化不太管之外,其他(相关)事情都做。而且最重要的是,都在核心战区最危险的地方做,不会仅在外围做。我一直认为如果没有进入核心的点,去直面环境伤害最惨烈的那部分,并着手将它解决,那就跟医院没有急诊室一样,其存在是没有价值的。一个环保组织最大的价值就是解决当前这个时代最核心的环境灾难,其他的问题都是其次。

  中国当前最大的环境灾害不外乎两部分: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就是野生动物被捕捉,森林被破坏,湿地被填平,河流被修了太多水坝。污染防治大概分成两种类型,一种叫点状的或者工业型的污染,一种叫面状的或者生活型的污染。生活型的污染,比如北京有很多黑臭河,它不是哪一个公司造成的,而是大家共同的排放造成的,那这个污染治理的责任在于政府。点状污染的主体责任则在于企业。

  环保行动者这个流派的人,会采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方法去改善现状,但首先一定会到现场,通过找到问题,找到利益相关方,通过我们的努力去促进它改善,要不关停,要不改善,要不治理。在全国各地卷入和解决的案例越多,经验越丰富,你给社会的希望也就越大。

  《中国慈善家》:你曾屡次说过,做公益没有困难,没有危险,“我们不是去挑起什么,我们一定要记住,困难不是我们制造的,它已经被那些鸟人弄成那个样子,没法收拾了,我们去收拾一下,帮它改良。你有什么可担心的?”这似乎和很多人的感觉是不相符的。你为何一直这样认为?

  冯永锋:很多人喜欢夸大风险,其实事情越做一定会发现越容易,没有什么难度。如果说产生了一些危险,那么不是因为对方很厉害,而是我们太轻敌,或者说我们太缺乏训练。你可以看到,很多人是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的。

  比如说,我们会发现其实所有的环境伤害现场,它的门窗都大开着,没有防守的。企业排放污染的污水口,就那么长期搁着,没有人会长期盯守在那上面,这意味着你随时进去都可以看到污染场面,对不对?周边的受害居民也是容易靠近的,那你只要获取真相,马上撤回到安全地方就行了,就可以开展很多工作了。不管在微博上公开也好,申请信息公开也好,或者说你去起诉它也好,手法很多,只要持续用力,很容易做成的。

  但是我们很多环保组织傻到什么程度呢?他就以为非要在那儿待十天,才能把问题搞清楚,结果产生了一些麻烦,事情没解决,自己反而被对方“解决”了。所以我们的工作方式叫连续多次,去个两天,把基本情况搞清楚了,回来有一些动作,过一些时间又再去两天。这样持续地对焦和博弈。

  举个例子,三聚氰氨事件发生时,三鹿集团那个地方肯定是有重兵把守的,当时很多记者说要去三鹿采访,我就提议,我说你看看奶源是哪里,内蒙很多地方是奶源,那些地方肯定是没有人盯守的,为什么不去那边?那些记者不听,说做记者必须去现场,我说你还原现场的办法有很多,去集团可能反而获取不到有效信息,但你去内蒙任何一家奶牛养殖场,你都可以看到更真实的情况。这是工作策略问题。

  所以在我的理解里,我们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冒险。我更愿意把它反过来说,就是我们没有足够地用心,没有足够地用力,没有真正的解决问题的智慧。

  《中国慈善家》:所以你觉得在中国做环保比在国外做更安全?那么效果相比呢?

  冯永锋:当然了,中国的好多环保组织其实都把事情做得很轻巧,你做得轻巧,就不可能真正触动利益集团的筋骨,就不可能有人把你当成对手。

  很多组织是在做事,但都是轻巧而无效果的事,一味地追求安全。这就是我们跟很多环保组织越来越分道扬镳的原因。太多组织去外围做自然教育,他们以为通过这种外围的工作能有所改变,而我认为是改变不了的,我觉得一定要进入战区。过去也有些环保组织跟我说,他们也举报了,也参加了案例的解决。但是他们往往只有一次参与,没有持续关注,而一个问题如果不去持续干预,是无法解决的。

  比如腾格里沙漠污染事件,我们从2012年开始关注,2014年时媒体报出来,后来一个常委批示了,总书记也批示了,当地就表示已经整改。所谓整改就是把一些相关官员进行停职检查等处分,形式上做得不错,但你去看现场怎么做的?只是把旁边的沙子弄过来盖住而已,那当然就要继续盯,一直盯到解决得比较彻底和真实为止。这是经常发生的情况。比如我们举报鄱阳湖边有垃圾填埋场,当地就把这边的填埋场拉到另外一个地方,给你看这边变得很好看。但你(就得)继续追问,是不是倒腾到另一边去了?否则这叫什么解决问题?所以NGO一定要持续地盯着,才可能产生真正的效果。而且因为你是做公益的、做环保的,公众都是支持的。

  保持资源匮乏的状态

  《中国慈善家》:你这样的公益心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

  冯永锋:我一直是这样。大家一直说NGO面临三个问题:缺资金,缺人才,缺支持。我说有什么困难?资金是你做任何事情(都会缺的),企业还缺资金呢,那人家怎么活下来的?我经常说,因为没有资源,你身体的活性和潜能会超常发挥,原创能力就会被激发出来;给足了资源,反而不一定能够做成事情。所以我觉得当我们说行业缺什么东西或者说有什么困难的时候,列出的东西不叫困难,叫常态,每天都应当遭遇,而且不是公益界特有的,(各行各业)应该都差不多。

  《中国慈善家》:从早年专注环保案例干预到今年发起千里马基金、组织公益私董会等,关注公益人才的培养与支持,说明你这几年的心态发生一些转变了吗?

  冯永锋:我现在更喜欢谈一个概念叫公益资本,更愿意拿公益和商业去对比,就发现现在商业有个很好的特点:任何节点上,任何人做事情,可能同步都有很多资源涌向他,不仅是资金,还可能是人才,各种综合的辅佐系统是很丰足的。但我们公益组织筹到的钱,都只能解决我们昨天的需求,而没有明天发展的资本。比如共享单车,它一个概念出来,可能就有几十亿美元砸给它,它就可以为明天做打算。我们公益叫饥渴式发展,基本上没有一个公益组织手上有为明天谋划的钱。公益当前的需求当然是特别大的,需求大的原因,恰恰是因为社会上有很大的公益发展空间。公益是做不完的。

  《中国慈善家》:这是一种实然的情况,公益应然的情况其实也应该是为明天和未来去做打算。

  冯永锋:对,美国现在好像还可以,公益运行了这么多年,好像本地的社会公益需求没有以前那么多了,就更多向外输出,像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等,在全世界范围内做很多面向未来的项目。但至少在中国,我觉得公益现在还是个无底洞,根本做不完。

  《中国慈善家》:2015年青年节时你发布在博客上的《致马云先生的公开信——共渡难关,同护生态》一文当时引起了什么样的反响吗?或者说,在写一封公开信时,你期待能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冯永锋:写公开信是环保行动者的一个特点。一个环保组织做倡导,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你的心意要让对方知道。一方面你要写,并且有一个很明确的收信人;另外一个你必须尽可能让全国各地的盟友参与,所以最后面有联署。环保行动者们写的公开信太多了,我猜可能有几百几千封。

  具体效果无法追溯,每封信都有它的历史使命。收信人不管收到了或者假装没收到,但是从其他方面可以明显感受到他开始认真对待你的问题了。公开信之所以成为很常用的工具,是因为它还是有效的,因为它是点对点的。环保行动者们不会给国家林业局写公开信,但会给国家林业局局长写公开信;环保行动者们不会给阿里巴巴写公开信,但会给马云写公开信。一定要指向具体的一个人,一具体就会有效,因为大家普遍不愿意自己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再加上现在的舆情监控网络运转非常快,东西刚发出来,基本上就都收到了。

  一个人要像一支队伍

  《中国慈善家》:你似乎一向反对倡议环保人士、机构共同联合起来这种观点,更强调公众参与以及公益人与公益组织自身能力的发展。为什么?

  冯永锋:如果我们这些环保组织假装联合在一起,就变成一个集团军,那对手是会害怕的,会把你当成一个阵营的,这叫自寻灭亡。你看绿色和平组织的倡导方式,不是买不起很大的船,但是为什么要用一个小船去对抗日本的捕鲸船?为了凸显这个组织的决心、意志,小船在波涛里头显得更小,强弱悬殊。另一方面,民间组织靠的是锐度和能量,而不是体量。所以比拼体量是没有意义的,NGO天性就是个体的,就是小众的,就是零散的,就是以一对多、以小搏大的。

  机构中的个体,一旦他们足够强大了,就赶紧分出去,再次变得相对弱小。强和弱要不停地调整。一个人足够强大的时候,一定要让他去做会变得弱小的事情,让他分裂出去带团队,发展新伙伴。这个是多级火箭的概念了,如果一级火箭行驶一段时间,足够把这级火箭推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底下要脱落的,燃料已经燃尽了。这同时也是把对手注意力引走的过程。

  所以我更愿意把现在的一批人叫环保行动者流派,就是认同这个做事方式,认同这种一定要直接进入核心战区,并且愿意在这个过程中积累能量让自己变得更强大的人。但这种人越多,越不能成为一个阵营,他们强大的同时,意味着他们要继续分裂,继续变得独立和不相关。如果越强调相关,就越容易被控制。而且现在互联网时代赋予个人很大的动能、权利,这意味着,组织在当前已经没有太多的意义和价值。

  你要相信,这个方式会同化很多人,但他不一定要成为你机构的工作人员。你的内核越大,外围的同化效果越大,就像滚雪球一样。如果按照传统的机构理念的话,大家一定都要在一起,而这样在我看来,却会阻碍个体的发挥,导致绩效下降。只有让每个人不停地处于求生或者没资源的状况,他才会继续往外走,往外走的过程中,既可以探索出他自身的特点,又可以彼此没有那么多束缚和牵制。

  《中国慈善家》:你的搜狐博客名称是“向极端发展主义宣战”,而外界给你的标签之一是“极端环保主义者”,这个标签你认同吗?还是你认为既然一种极端已经存在,就需要用另一种极端去修正?

  冯永锋:就是嘲讽,因为我从来不认为中国有极端环保主义者,我认为中国的环保主义者都很善良很温和,很多人用力都不够。恰恰相反,中国更多的是极端发展主义者。有人总拿这个帽子来戴我,那我就把它反过来,把帽子戴回去。此外,我觉得标签、头衔这些东西毫无意义,任何外在的东西都是随时可变的,但一个人的内在是很难改变的。

  我不会被一些会议报告,或者某个政策、某个法律、某篇报道所迷惑,我更喜欢看到真实的现状。比如说,很多人说《野生动物保护法》去年修改了,中国的野生动物保护问题应该自动就会改善了,但我们到前线就发现,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的现状根本没有改变,环保行动者大有可为。我们更愿意去看到现实,然后通过这些现实再去反过来解析,是什么东西导致这个现实,同时通过自己的冲撞和努力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找到答案,而不是说找到答案才去解决问题,因为没有人告诉你答案。

  我们很多人习惯依赖外界,遇上一个问题,他会找好几条路来给自己做逃跑的准备。但是我看到好多环保行动者遇上了问题,却不做任何逃跑的打算。如果觉得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那就不会在乎什么对手强大,政策不支持,缺乏专业背景之类,而会义无反顾地跳进去,以一己之力去发声和倡导,带动社会关注,推进问题解决。所谓“专业”这些标准,往往都是扯淡的,专业是要通过实战练习的,恰恰因为你不懂,才要进来,越不会才越要去解决它,你解决了它,你就有可能变得专业了。

  人的生命常态就是这样的,你出生的时候你专业吗?父母先学会当父母后,才生的孩子吗?人性都是先做再学的。通过教育,通过带动都没有用,就是要承受风险,去解决问题,这样你的团队或者你自己的东西才是真实的。

  《中国慈善家》:总是承受风险,遭遇困难和不确定性,不会有失望的时候吗?

  冯永锋:恰恰相反,因为是一群所谓不着调的人,去解决所有人都认为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居然还有一些成果,所以每天都很高兴。我总会发现,在我们这个国家,只要你用心用力去做事情,做一点就会有一点结果。我很吃惊这一点。我在介入很多案例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来得太晚了,但不知道为什么,人家还总说我是环保先锋。

  我特别反对写项目书,因为你没有办法用现在预判未来,没有进去之前,你看到的未来都是假的未来。当然,跟我们这种环保行动者流派的目标无法量化也有关系,我们没法说明年就能实现全国无霾,或者十年之后实现全国无霾,我们唯一能看到的是每年大概有多少个案例在手上得到了改善。但不管你怎么努力,你永远无法看到全局,不知道你所改善的这个案例,跟总体的关系。没有人给你这个数据,似乎也没必要去研究这些数据。你只需要先从看到的做起,而不是老去跟看不到的较劲,你改善了局部,你就一定改善了全局。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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