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持人到公益纪录片导演,邱启明将镜头投向《远方》
2018-04-13 10:27:28  来源:《中国慈善家》2018年3月刊   作者:李天骄 撰文

原文标题《邱启明:一个英雄主义者的匍匐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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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启明 媒体人、主持人、文创内容出品人、导演

  《远方(第二季)——那些人》完成审片之后,邱启明找了一家茶馆,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待了很久。

  他的两鬓已有些发白,消瘦,说话温和。不再是荧屏上言辞犀利,面对不平动辄拍案而言的央视主播,他的“英雄主义”如今变得迂回并且温暖。

  2016年底,邱启明离开老东家搜狐,成立工作室,出品了自己的首部纪录片《远方(第一季)——呼伦贝尔万岁》,记录内蒙古大草原上100位平均年龄100岁的老人,把随着老人一个个离去而行将消失的蒙古族传统用镜头传承下来。

  时隔一年,他将目光投向中国公益和行走在这条难行之路上的人们,在16天里和大病医保专项基金团队在湖北、四川两省三个贫困县探访了近30个患病儿童,完成了《远方(第二季)——那些人》的4集纪录片、17条短视频和多场在线直播。

  从事媒体行业,让邱启明有机会够接触到更多人、看到更多事。“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看到这样的苦难,我相信内心都会受不了。”他选择以自己擅长的方式将一些家庭的遭遇通过镜头展现出来,希望为他们谋得更多的帮助,也“把更多人争取过来”,让他们看见中国的公益人。

  曾经推崇白岩松“匍匐着、迂回着做成了很多事情”的邱启明,如今好像也学会了这种智慧——通过公益,快乐且温和地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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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启明工作室原创纪录片《远方(第二季)—— 那些人》,将镜头投向中国公益和行走在这条难行之路上的人们。

  拜托各位了!

  2017年9月,邱启明收到中国乡村儿童大病医保基金负责人胡雯的一条微信,邀请他探访5年来大病医保救助过的那些孩子和他们的家庭。

  邱启明正在寻找《远方》系列纪录片第二季的素材。接到微信,他当即决定,就拍大病医保这个团队,拍一线的全职公益人、认真工作的基层政府人员、踏实参与救助的明星和名人。

  中国乡村儿童大病医保基金成立于2012年,由邓飞、王振耀、李亚、张黎刚、赵普、张泉灵、邱启明、马伊、李晨等媒体人,明星及公益人士与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共同发起,意在通过提供大病医疗补充保障,为乡村儿童争取医疗资金与公平医疗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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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启明与邓飞为免费午餐项目的孩子们打饭菜(摄影_张晨路)

  5年里,这支基金在湖北省鹤峰县、云南省漾濞县、浙江省开化县、四川省汉源县、内蒙古自治区科右前旗等10个试点,为125万个0~16岁孩童购买了总额四千多万元的大病医疗保险。

  除了模式外,这支基金的财务透明度也让邱启明十分放心。“邓飞特别懂,他们是‘钱不经手’,这点特别厉害。所有募集的善款直接进入中华少年慈善救助基金会账户里,需要钱的时候,他们就打报告申请,然后这个钱就直接拨到每个病患的个人账户上去。所以他(邓飞)经常说,‘我两手空空,利索,不用怕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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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仅3岁的白血病患儿(摄影_张晨路)

  邱启明和团队探访的第一个患儿姓冯,只有3岁,家住湖北省巴东县,2017年查出患有白血病。

  抵达冯家门前时,邱启明心里一凉,“那个房子,一看就没办法住,感觉随时来点动静就能倒。”

  小家伙正闹着要吃香蕉,连着吃了两根,还要,爸爸妈妈没给,小家伙开始发火,嘴唇直抖,外婆赶紧又递上一根。吃完后,他满足地把头埋在爸爸怀里,睡着了。

  “生病后,(孩子)脾气很暴躁。因为手臂上埋着一根管子直接连着心脏,不能生气,所以平时都得哄着他。”孩子的父亲紧紧地搂着儿子解释道。3岁的儿子要承受脊椎穿刺治疗带来的巨痛,冯爸爸十分不忍。同为父亲,邱启明太能理解他的感受。

  孩子患病后,原本在浙江打工的父母回到老家,家里的经济来源中断。“他们的神态中透露的那种无奈、焦灼,让人看了特别难受。”邱启明知道,安慰的话没有意义。“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我还有一个基金会组织(天使妈妈)可以帮忙,可以通过它联系全国几十家三甲医院,然后和大病医保对接起来,希望有专家能对孩子的病给出治疗方案,给这个家庭一点希望。”

  农村家庭遭遇此类重大疾病,国家新农合医保可以报销目录内的药物费用30%至50%左右,在此基础上,大病医保专项基金可以再补充报销目录内不能报销的其他费用,最高报销额度为30万元。这样算下来,在目录内的治疗,患儿家庭最多只需花费几千元。

  现在,巴东县相关部门已经把冯家定为精准扶贫对象,每月有政府提供的补助作为生活保障,并为冯家新建了一栋二层小楼。冯家人的心定下来,对孩子的治疗充满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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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汉源县,邱启明与大病医保团队探望一个“玻璃人”孩子。(摄影_张晨路)

  不是每个孩子都有这样的幸运。四川省汉源县的小伟,年仅13岁,被诊断为脑干占位病变,瘫痪在床。尽管新农合医保和大病医保基金报销了目录内的全部费用,但小伟的病情并无起色。

  “有几次我去自家的果园,每一个地方我都记得非常清楚,我儿子在那儿做过什么,他爬过哪棵树,在哪一棵果树底下被我训过,在哪儿帮着他妈妈摘了多少苹果。”小伟的父亲流着泪告诉邱启明,“原来我和其他果农之间有什么矛盾,回到家,看到孩子健健康康的,所有的委屈我都忘了。现在我就是希望他好起来,在外面受多大委屈我都愿意。”

  邱启明当场承诺,请有丰富医疗资源(三甲医院)和救治重病儿童经验的北京天使妈妈基金会给予支持和帮助。“情感上的交流什么的,我觉得没用,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怎么办。”

  当天下午,邱启明用手机进行了一场直播,向网友介绍小伟的情况。他压低帽檐,不时哽咽,“希望所有有爱的网友,看到这个直播,也会感同身受,关注这个家庭。”他向网友提出“请求”—在不影响自己生活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向大病医保基金捐赠5块钱、10块钱,甚至更多。在直播最后,他向网友们深鞠一躬:“拜托各位了。”

  在湖北鹤峰进行探访时,邱启明采访了一路相随的大病医保专项基金的项目官徐苇杭。

  “90后、海外名校留学生、博士在读,她(徐苇航)的这些标签自然让人和高薪联系起来,可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个月薪4000元,穿着朴素的全职公益人。她了解救助的每一个孩子的身体情况、家庭状况。”

  邱启明看到了希望。“身边敬业、热血的公益志愿者,让我打心底里生出敬佩,80后、90后,有这些年轻的心在公益界扎下根来,让人无比欣慰。”

  《远方(第二季)——那些人》将这一切记录了下来。“(我们)记录的就是两只脚走在公益这条难行之路上的那些人:能将你融化掉的公益组织志愿者、必须靠他们才能落实每一项公益行动的县乡公务人员、大病医保的发起者们、受惠公益项目的病童和他们的家……”邱启明说,“带着敬畏和善心,我们需要记录和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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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邱启明与央视著名主持人孙小梅共同主持天使妈妈慈善基金会“百万妈妈在行动”公益活动。邱启明亦是天使妈妈基金会的形象大使。

  “啄木鸟”

  2011年,邱启明任职于央视时,担任了天使妈妈基金会的形象大使。该基金会为患儿募集医疗资金、安排手术和康复援助,帮助生活在福利机构中的弃婴和孤儿改善生活状况。

  次年,邱启明和“天使妈妈”团队一起,领取首善之都的慈善大奖。台上,主持人朱军问他:“启明,我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去做慈善?”

  “我以前根本不懂什么叫慈善,我以前在南京台、东方台任职的时候就是捐款。那个时候我都是被呼吁、被捐款,但是是我乐意的。”邱启明回答,“到中央台之后,正是我有孩子的这段时间,我看自己的小孩那么幸福,再去看网上那些患病的小孩儿,我就想不明白,人不是平等的吗?怎么就变成这样了?但是抱怨没有用,最应该做的是要面对现实。所以我要去做一些公众人物该做的,能够起到率先垂范的作用,能够带来一些影响力,能够引导大家。”

  总想诘问为什么、路见不平就出手的性格,邱启明从小“固守”至今。

  读初三时,一天晚上放学,邱启明看到邻家的小女孩被一个醉酒的年轻人骚扰,当即跳下自行车上前制止。几天后,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他被四五个小流氓用自行车链条围殴一顿。

  在被父母送往医院的路上,邱启明看到了那个年轻人。“他站在巷子边上,一脸坏笑。我知道是他干的,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

  邱启明的头上被缝了好几针。派出所去抓人,邱爸爸念及年轻人行事冲动,心一软,让对方家里赔了点钱,把人放了。

  8岁以前,邱启明一直和爷爷奶奶生活。爷爷是个私塾先生,“温文尔雅,有礼有节”,奶奶是邻里公认的“仁义、善良的老人”。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长大,才会有内心的柔软,就是天生的骨子里的那份仁义,那份怜悯心。”

  他也曾被认为是“暴躁、容易失去理智的人”。3年前,邱启明在上海因为打架事件被取保候审,在采访时,他主动提及此事,称其为“人生一大败笔”。“这件事我一直觉得对不起当事各方。”他说,“这不是真的我。”

  当初选择媒体业,是因为怀有“为民众发出更多的声音”这一志向。“从南京台开始,就感觉一针见血式的报道特别有力量,所以就选择了这样做”。他称之为“说人话”。

  2009年8月至2012年3月,每天晚上23:00,在CCTV2《24小时》节目中,观众总能听到邱启明在主播台上犀利的评论。

  新闻直播时间紧凑,每条新闻的评论都要掌控时间,分秒不差,但每次邱启明遇到令他愤慨的新闻,都“忍不住”多说几句。“哈尔滨强拆,我讲了近3分钟,导致导播后面连删几条新闻。既然我的组织能播出这条新闻,我就借助一切机会,狠狠地骂一下,官商勾结、利益勾结、枉顾民生。”

  导播总是在耳机里提醒,“启明,还有10秒,5秒……”但他说得兴起时,这些提醒都是徒劳的。导播编辑们只得在后台计算超出时长,重新剪辑接下来的新闻。

  “那个时候是恨铁不成钢。怎么有这种混账东西在政府机构里面?那时候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就像树上的啄木鸟,不好的现象,有机会就要抨击,这叫舆论监督。我不反党不反政府,我不三俗(低俗、媚俗、庸俗)。这是我作为媒体人的三个底线。”他说,“作为媒体人,我想表达的东西都是带着治病救人的想法,我想为民众发声,让民众看见希望。”

  2011年7月26日,针对“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邱启明在主播台上发出一连串的诘问——

  “如果没有人的安全,这样的速度我们要不要?当前中国的发展速度就和高铁一样令全世界羡慕,然而,我们在满足速度追求的同时,我们在满足速度激情的同时,我们可能会抛弃很多,忽略很多。比如说,能不能让我们喝一杯放心的牛奶,能不能让我们住一栋屹立不倒的楼房,能不能让我们城市里条条大马路不要出现突然的坍塌,能不能让我们坐一趟安全抵达的列车……能不能让人们的幸福享有最基本的安全感?中国,请你放慢脚步。走得太快,不要把人们的灵魂落在后面。”

  因为这段评论,他被网友称为“最真性情的主播”。

  现在,虽然离开一线媒体,但邱启明依然时刻关注社会新闻。“我现在做不了这种舆论监督,但是我不会放弃,看到有好的报道的时候,我还是会去转载,去宣传。”

  采访当天,邱启明看到《智族GQ》杂志上一篇关于死刑犯冤狱20年的故事。“哎呀,时尚杂志都能把社会新闻做成这样,我真觉得挺牛的,这就是初心。虽然现在传统媒体被唱衰,但一个成熟的媒体人,应该积极地去面对,内心有强大的包容度,不管通过什么方式,从自己开始,去爱这个国家,去让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好。”

  连岳曾在博客中写道:“我们保持怀疑,我们批评,我们不合作,我们能快乐地改变这个体制,我们就是体制。”出走央视后的邱启明慢慢学会这种智慧,推崇白岩松式的坚守方式。“他们是有智慧的人,匍匐着,迂回着做成了很多事情。”

  不久前,他看到一段在网络上流传的视频,视频中,交警以“故意遮损车牌”之名对一名车主罚款200元。邱启明很气愤,“我当时就想,这些人脑子都哪儿去了,这种就是躺枪式地让政府形象受损,这是我最不能忍受的。”他说,“有时候看微博底下的那些评论,或者新闻当中呈现出来的地方官员由于对政府相关法律法规不了解,不学习,给政府丢脸的事情,我真的特别想暴跳。”

  但他没有在社交平台上发声。“首先是我的身份角色变了,不像原来那样需要用犀利的表达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第二,在网上发布这些情绪性的言论,会激起民怨。在当下这种舆情社会,这种表达方式不是最好的,那我就采用柔软、温柔的方式。大部分网友都是理智的,他们发现这件事情好像不太对,就会积极发声,事情自然而然就会修正,舆论的力量就在于此。果然,第二天,沈阳市政府、沈阳市公安局很快就纠正了这样的行为,说我们的交警错了,这种态度非常好。”

  最近,邱启明看了一个关于凉山彝族孤儿的短视频。“哎呀,看了真的受不了。政府一直在救助,但是那么多年过去了,为什么还是那样?”他打算去拍这个素材,将它作为2018年新一季纪录片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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