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禹嘉:一个香港善二代对家族慈善事业的挽救与拓变
2018-05-04 11:06:00  来源:《中国慈善家》2018年4月刊   作者:撰文:王筱 摄影:张旭

原文标题《陈禹嘉:看见世界,看见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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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禹嘉 陈一心家族慈善基金主席、解决全球视力问题运动“Clearly”创始人

  薪火相传

  一开始,从未在商业上表现出过人天赋的陈禹嘉,试图说服父亲陈一心成立家族办公室时,陈一心是极为抵触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父子关系变得非常紧张。

  家族办公室最早起源于古罗马时期的大“Domus”(家族主管)以及中世纪时期的大“Domo”(总管家),是指将金融专家、法律专家和财务专家集合起来,监督及管理整个家族财务健康、风险管理、教育发展、慈善安排等的管理模式。现代意义上的世界第一个家族办公室诞生于1882年,由约翰·D·洛克菲勒建立,而后被西方顶级富豪家族广泛应用。但截至上世纪90年代,家族办公室在亚洲依旧属于一个新鲜概念。

  陈一心家族原籍江苏省启东市兆民镇头补村,于上世纪40年代迁往香港。之后,从英国学成归来的陈一心与父亲陈兆民一起兴办实业,先后开拓和发展了中国香港、东南亚、中东、非洲大陆等地的搪瓷业及烟草制造业市场,成为驰名香港的实业家。

  陈禹嘉出生于中国香港,在尼日利亚长大,在英美接受教育,有着国际化的成长背景,却深受家族家国情怀的影响。1994年,在美国一家房地产公司工作时,陈禹嘉发现这家业务规模庞大的公司之所以经营蒸蒸日上,正是因为采取了家族办公室的模式。他意识到,可以尝试引进这一模式,帮助管理祖父陈兆民在非洲创立的家族企业等财富,延续与增强家族的凝聚力。

  被父亲拒绝后,陈禹嘉并不死心。他“软磨硬泡”,恳请父亲先提供一笔起始投资,由自己负责家族办公室的筹备与建立,父亲仅需出席每季度的业务报告会,倾听家族资产管理方面的进展与投资动态即可。在陈禹嘉的坚持下,其家族办公室Legacy Advisors Limited成立并开始运作。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在一次业务报告会上,陈一心惊喜地发现,家族办公室的业绩远胜于大多资金管理公司。次年年底,他递给儿子一张支票,上面的金额足以覆盖家族办公室之前所产生的经营成本费用。

  “他能相信我的判断,我也能以平等的地位跟他沟通了。”对陈禹嘉而言,这象征着父亲开始认可自己的决策。父子关系自此改变。

  是时,在故乡江苏启东开展的慈善事业屡屡受挫,陈一心身心俱疲,正犹豫着要不要放弃。与父亲达成和解后的陈禹嘉,开始试着从更深层面理解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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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一心先生

  陈一心自小深受其父陈兆民“商业成功后不忘回馈”的教导,上世纪80年代中期,离乡四十多年后首次返回启东。从上海到启东,不远的距离需要花费七八个小时,辗转公共汽车、渡轮等交通工具。目睹家乡的贫穷落后,陈一心决心做些什么。

  当时,慈善捐赠并不常见,规模也非常有限,人们对于有规划、可持续、以项目运作管理的“公益”概念几乎闻所未闻。陈一心下定决心,以长期承诺代替一次性财务捐赠。

  在童年好友赵景园与时任启东市政协副主席倪国豪的帮助下,陈一心数次前往启东走访调查,并与当地政府官员和百姓进行当面交流和信件来往。

  十多年间,根据考察结果,陈一心分别以父亲、母亲、舅舅等家人的名字命名,陆续在家乡修建了六所学校、一家社区医院,并承担了启东所需的大量公共建设。

  自1991年起,陈禹嘉几乎每年都会随父亲前往启东。他为父亲的慷慨而骄傲,也渐渐认识到除了金钱捐赠外,慈善事业更需要像父亲那样付出心力。

  上世纪90年代,受政策变化、观念差异、信息滞后等因素影响,陈一心那些广受好评的慈善项目陆续遭遇变故,经历了变质、产生纠纷乃至停办的命运。2000年左右,倪国豪对陈一心表示,年纪渐长,无法继续支持他在启东的慈善事业。与此同时,许多启东人仍然会给陈一心写信,提出需求或者诉说抱怨。

  陈一心无奈地问陈禹嘉:“我也不年轻了,是不是也到停下来的时候了?”

  陈禹嘉却觉得,父亲这些看似失败的慈善行动甚至比蒸蒸日上的家族企业更具意义。他将自己的想法拿到家族办公室会议上探讨,最终与所有成员达成一致:“一个家族真正的遗产是对于慈善的价值观和在慈善事业中的实践,这些更能够定义其在社会上发挥的作用与扮演的角色。洛克菲勒家族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陈禹嘉建议父亲不要停止慈善事业,应该成立家族基金会,将慈善捐赠与公益项目系统化、专业化和策略化。对启东的慈善项目进行反思总结后,陈一心同意了儿子的建议。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2003年10月,陈一心家族基金会(现“陈一心家族慈善基金”)成立。同年11月,陈一心溘然长逝,去世前签署的最后一份文件是家族基金会的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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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一心家族慈善基金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早期儿童阅读领域的项目上。从一开始,他们给自己定下的宗旨就是,宁愿走得慢一些,但每一步都要专业且扎实。

  扎实前行

  家族基金会成立后,陈禹嘉开始着手梳理与管理父亲捐建的慈善项目。在启东参观一所小学时,陈禹嘉被看到的一幕所震惊:图书馆设在教学楼最顶层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大门紧锁,书架落满灰尘,即便为数不多的一些书籍也并不适合学生阅读。

  陈禹嘉联系了启东教师退休协会,通过联合老师对学生的阅读兴趣进行调查再购置书籍的方式,在两三所小学开启了试验图书馆项目。项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学生们在图书馆外排起长队,甚至有学生有计划地列出自己的未来阅读清单。

  “我们不经意间跌入一个非常吸引我们的领域。”孩子们拿到书时兴高采烈的表情让陈禹嘉无比满足。2007年,陈一心家族慈善基金以早期儿童阅读为主题,在香港召开会议,图书馆学专家与全国近百名优秀教师、中小学校长等教育界人士,就“阅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阅读与学习的关系是什么”等话题展开探讨。

  会后,来自安徽合肥的小学校长陈雪梅找到陈禹嘉,邀请陈一心家族慈善基金赴合肥考察。自此,从陈雪梅所在的小学开始,陈一心家族慈善基金在合肥推行了“好书大家读”项目,免费为小学生提供优质儿童图书。与此同时,通过图书馆老师培训、图书馆软硬件升级等方式,项目介入的一批学校成功把阅读发展为学校核心文化,图书馆成为孩子们最喜爱出入的地方之一。

  2012年3月,陈一心家族慈善基金与合肥8所学校共同发起成立“石头汤悦读(Stone soup)校园联盟”,共同倡议建立“图书馆中的学校”。截至2018年2月,联盟内共有26所学校,覆盖近5万名学生、3000名教师,900名家长参与图书馆志愿者工作。

  除此之外,基金会的重点项目还有书伴我行(香港)项目与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前者开始于2006年,向香港地区的学校与社区中心资助图书,提供培训,倡导家庭亲子共读教育;后者于2008年举办第一届颁奖礼,此后每两年举行一次,旨在鼓励更多高质量原创中文儿童图画书的出版与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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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禹嘉联系了启东教师退休协会,通过联合老师对学生的阅读兴趣进行调查再购置书籍的方式,在两三所小学开启了试验图书馆项目。项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学生们在图书馆外排起长队,甚至有学生有计划地列出自己的未来阅读清单。

  从一开始,陈一心家族慈善基金给自己定下的宗旨就是,宁愿走得慢一些,但每一步都要专业且扎实。2002年筹备基金会时,陈一心家族邀请了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公共社会学专业,在公益领域有着30多年工作经验的辛西娅(Cynthia D'Anjou Brown)担任咨询顾问,主导设计家族基金会的规章制度与治理体系。辛西娅历时一年设计出一本指导手册,详细地阐明了基金会的管理结构、运作流程、岗位职责,以及NGO的项目评审标准等。

  “我们非常感谢你在‘撰写食谱’时提供的帮助,希望你能留下,享用你亲自烹饪的这一道‘美味大餐’。”基金会治理体系设计完成后,陈禹嘉诚恳地邀请辛西娅成为基金会理事会的一员。此后,以辛西娅为代表的非家族成员理事始终占据理事会一半或一半以上的席位,为基金会理性专业的商讨与决策环境奠定了良好基础。

  “理事会并不是一个盖章过程。”陈禹嘉告诉《中国慈善家》,作为一家拨款和运作混合运营的基金会,理事会对于资助项目的评审过程非常严格。执行层向理事会递交申请书前需要做到尽职调查,必要时理事成员也会参与其中。“即便如此,最后仍然有一定数量的项目申请被拒绝,或被要求重新评估。”

  对陈禹嘉来说,扎实、专业、稳健是陈一心家族慈善基金的基本原则之一。“我们的宗旨是‘重深不重宽’,致力于投入长期和可持续的慈善项目。”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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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未来

  陈禹嘉从15岁开始戴眼镜,由此看到不一样的世界,包括自己,也包括他人。

  “之前只能看见映入眼帘的一切,无从进行比较,戴上眼镜后,才知道到底错过了什么。生活了15年之久的世界一下子变得无比清晰,从此我绝不会想回到那个没有眼镜的世界。”

  在此之前,陈禹嘉在尼日利亚度过7年童年时光。每隔一年回香港探亲之前,母亲都坚持带陈禹嘉去看不同的欧洲城市。看过数不清的大教堂、墓地和博物馆后,他很喜欢比较欧洲与非洲的不同:一个整洁,一个混乱;一个凉爽干燥,一个炎热潮湿。

  而在眼镜给他的生活带来巨大改变之后,陈禹嘉发现了另一个重要的不同:在发达国家,视力矫正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从商店或医院获得视力改善服务或产品十分方便;而在发展中国家,许多近视的人却没有眼镜可戴。

  “眼镜700年前就被发明创造出来,现在全世界竟还有这么多人没有办法使用。”在于2017年底出版的《看见——让已有七百年历史的发明从今改变世界》一书中,陈禹嘉指出:“今天,大约有25亿人(仅略低于中国与印度两国人口总数之和)都处于视力不良却无法获得视力检测或一副眼镜的境况之中。”

  他甚至认为,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忽视”之一,因为视力还关乎生产力、教育和性别平等。在家族基金会推广早期儿童阅读项目的过程中,陈禹嘉已意识到视力问题的重要性,及其被严重低估的现状。“全世界各国政府已经建立了可持续发展目标,如果民众视力低下的话,在2030年前这些目标没有一个是可以实现的。”

  不懈的关注为陈禹嘉带来了变革的机会。2004年,他结识牛津大学原子物理学与激光专业的约舒华·席尔瓦(Josh Silver)教授,后者发明的可变焦镜片可以供眼镜使用者手动调节,满足其对近处、中处和远处的不同视野要求。

  意识到这种眼镜的巨大潜力,陈禹嘉与席尔瓦共同创立了拥有社会改善目标的商业公司Adlens,旨在建立可变焦镜片科技的商业模式,更重要的是,解决发展中国家未被满足的视力矫正需求。

  在将Adlens作为一家商业公司运营的同时,陈禹嘉并不以传统的、严格的财政收益标准计算回报,而是把为社会带来的影响计算在内,积极寻求以慈善的方式将相关技术及专业运用在发展中国家。

  这个简单而直接的愿望,一开始却让他一度受挫。陈禹嘉曾经认为,既然拥有现成的技术,那么就可以将合适的产品卖给相关NGO或政府,帮助其从世界银行等组织获得资金支持之后,让其独立进行产品分销。然而,这个模式推广了整整两年却几乎全无进展。

  停下来分析原因,陈禹嘉意识到:“首先,世界银行这样的组织每天都会收到大量的申请,而在视力低下问题所属的健康领域中,比这个更严重和迫切的问题数不胜数,因此视力相关项目根本无法得到足够的资金支持;此外,成熟的视力改善市场模式中,配一副眼镜价格不菲,培养一个眼科医生更是投入巨大,这种模式并不适合发展中国家;在NGO方面,视力领域的NGO大多把重点放在白内障、青光眼等眼科手术方面,而非视力低下问题。”

  找到症结,陈禹嘉决定采取先从单个国家入手,逐一突破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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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FAN首先在卢旺达着手建立全国性项目,当时卢旺达的视力检测资源极为匮乏,平均每100万人口仅对应1名专业眼科人士。

  2010年,陈禹嘉以“让全世界存在视力问题的人都能及时得到视力检测和保健服务,并购买能承担得起的眼镜”为目标,成立Vision For A Nation(VFAN)。考虑到非洲国家卢旺达面积较小、人口较少,且从首都到任何一个城市都在6小时车程范围内,VFAN首先在卢旺达着手建立全国性项目,引进视力评估体系,提供针对护士的短期视力检测培训,向国家健康机构提供低于成本价的可变焦眼镜。

  项目建立之初,卢旺达的视力检测资源极为匮乏,平均每100万人口仅对应1名专业眼科人士。经过7年努力,VFAN共培训超过2700名护士,支持230万卢旺达人得到视力检查。在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英国国际开发部(DFID)、瑞银慈善基金会的支持下,截至2017年底,该项目正式并入卢旺达国家卫生服务体系,覆盖卢旺达全国所有15000个村庄和全国近1200万人口。这意味着全部卢旺达国民都能及时获得视力检测并以合理的价格获得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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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7年努力,VFAN共培训超过2700名护士,支持230万卢旺达人得到视力检查。

  完成了在卢旺达的使命后,VFAN的下一个计划是与英国慈善组织Vision Aid Overseas及加拿大防盲机构Operation Eyesight Universal携手,将该项目引入非洲国家加纳。

  沿用在VFAN项目中积累的经验,陈禹嘉在2016年创立了国际项目Clearly(“看见”行动),目标是在全球范围内提升对视力低下问题的关注度与激发创新改善方案。目前,Clearly设立了创新竞赛“看见视力大奖”(Clearly Vision Prize)与“看见实验室”(Clearly Labs)。前者鼓励人们探求各种方法解决视力问题,开发和支持从人工智能到智能手机诊断技术的突破性新技术;后者是一个计划分布在四大洲九座城市的头脑风暴项目,旨在囊括从企业家到政策制定者等所有利益相关方,共同孕育更具革命性、充满未来主义色彩的想法。

  Clearly计划在今年4月举办的英联邦峰会上举行讨论会,让与会人士承诺推进解决视力问题,从而引起其他机构的重视。

  “在当今世界,每个人,我指的是真真切切的每个人,都应该有权获得清晰的视力。”陈禹嘉的表达有些浪漫:如果航天项目计划在21世纪30年代甚至更早的时候将人类送上火星,他“希望地球上所有人都有机会清晰地看到那一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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